群山呈现着渺无人烟的荒蛮景象。四周出奇地安静，一种自然安宁的气氛笼罩着山谷。在万籁俱寂的森林里，32岁的农民李启均专心寻找着猎物的踪迹。

天刚蒙蒙亮，他便起床，带上长约1米的单筒猎枪、背包、塑料编织袋和水果刀，独自一人上山了。此时，他已经走了两个多小时，却一无所获。

在一座大山的半山腰，透过竹林的缝隙，他看到一只娇小玲珑的熊猫宝宝。在温暖的阳光下面，它旁若无人地咀嚼着竹子，时而昂起头，打量着周围的世界。

“砰”的一声枪响，熊猫的一条后腿中弹了。它挣扎着跑了一小段路，随即又被第二枪射中腹部。这个只有9个月大的熊猫宝宝，瞬间倒在血泊之中。

李启均拿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麻利地把熊猫皮整张剥了下来，装进塑料编织袋。熊猫的骨、肉则被抛弃在原地。朝回家的方向走了1个小时，他把熊猫皮浸在一条清冷的小溪里，流动的水不仅可以起到保鲜作用，而且不容易让气味散发出来。

返回家中已是下午四五点钟。当晚，李启均把这一切打电话告诉给一个叫胡洪强的人，两人兴奋地讨论着接下来的计划。他们以为，做了许久的发财梦，马上就要实现了。

谁能搞到大熊猫皮

胡洪强大李启均三岁。两人虽不是同乡，但两家相隔仅几里地，从小在一起玩。在家人和乡亲的口中，俩人都是“老实本分的人”。

胡洪强的哥哥胡洪武记得，有一段时间，两人不怎么来往了。可自从胡洪强认识了一个叫“甘海龙”的人之后，他和李启均的交往又频繁起来。胡洪武经常半夜还能听到住在隔壁的弟弟接听李启均打来的电话。

胡洪强认识甘海龙是通过一个叫“彭老头”的人。2004年的一天，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陇东镇农民彭汝义，从邻县的骨科医院看完病正欲回家，在等车时，他看见车站旅馆的楼上有个年纪相仿的男人向他招了招手，随后那人笑容满面地招呼道：“上来喝杯开水嘛。”

彭老头觉得反正闲来无事，于是乐滋滋地上楼去“喝了杯开水”。楼上的男人自称姓高，说最近想到宝兴县做点生意，到时候希望到彭家住几天。彭老头一向热情好客，于是把家庭住址和电话都留给了高老头。几天之后，高老头就到彭家住了下来。

瘦小的彭汝义指了指自家的二楼，神秘地告诉记者：“就是那一间，还带了个女人呢！”

他回忆，开始时，高老头只说自己来购买药材，慢慢地，他表示对黑熊皮感兴趣，再接下来他问彭，有没有人可能搞到大熊猫皮。

彭答应帮着打听。很快，高老头又带来一个叫甘海龙的人。甘自我介绍，自己50岁出头，是替一个在重庆开工厂的日本大老板服务的。老高和老甘一起住到彭家，白天就在宝兴县的陇东、五龙、永富一带悄悄打听。

宝兴县原称穆坪，地处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高山草甸，陡峭的山势以及亚热带气候为野生动植物的栖息提供了优厚的环境。古时，这里是青衣羌人的聚居地；上世纪30年代前，这里是藏族土司的辖区。1869年，法国神父戴维在宝兴县内的邓家沟发现了动物新种，这种黑白相间的胖家伙被命名为“猫熊”。

如今，这块镶嵌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之间的楔状地被锁定为大熊猫的核心保护区。据1999年至2003年的全国第三次大熊猫普查结果，宝兴县共有大熊猫143只，在全国拥有大熊猫的县市中，数量位居前三。

然而，宝兴县一向比较贫困，其资源主要有“三头”：木头(木材)、水头(水电)、石头(建筑材料)。宝兴人过去曾靠砍树过日子，1998年天然林禁伐之后，全县利用山高谷深的落差优势，开始发展水电和石材业。但农民能找到的出路仍旧不多，平时大多在陡峭的坡地上种点玉米、土豆和魔芋糊口。

胡洪强在家里排行老三，人称“胡三娃”，从2000年开始在乡里开“摩的”。一天下来，能收入几十元钱。夫妻俩、两个孩子和60多岁的父母亲，一家6口全靠这份收入过活。

有一天，彭老头要去某个地方，叫了辆“摩的”，车主正好就是胡洪强。路上，彭老头与胡洪强谈到了有人想搞熊猫皮的事。说者有意，听者存心，胡洪强表示有兴趣。彭老头于是帮高老头和胡洪强接上了线。

高老头对胡洪强说，要买熊猫皮的其实不是他，而是另有其人。于是在高的引见下，胡洪强在彭家第一次见到了甘海龙。彭老头记得，胡洪强曾对甘海龙讲：“要弄熊猫皮很好弄，找一些猪、羊骨头来烧，大熊猫嗅到气味了就会来。”

甘海龙当即表示：只要有熊猫皮，日本大老板能够给高价，而且大老板很有本事，开的工厂挣了大钱后，已经摆平了重庆警方，只要到重庆交货，肯定不会有风险。

与甘海龙见面之后，胡洪强让甘住到了自己家里，一住就是20多天。这期间，他利用开“摩的”的机会，到处打听有谁能弄到熊猫皮。有一天，一个叫冯祥云的人声称自己有货，但需要先付5万元定金。经过胡洪强一番游说，冯祥云同意只给1万元就可以看货。甘海龙同意给钱，但让胡洪强写了张借条，而且借条上必须写成1.5万元。

胡洪强把1万元给了冯祥云，冯拿了钱之后，却“玩起了失踪”。后来，甘海龙走了。有一天，胡洪强的妻子董某某，接到甘海龙打到家里的电话。

“他在电话里说，收了他的钱如果弄不到货，就把我们一家都搞死。”这个36岁的农村妇女哆嗦着回忆。

胡洪强后来想到了李启均。因为李所住的村子有打猎的传统，他的父亲还是当地有名的猎人。几次接触之后，李启均应允下了这桩买卖。

2007年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无数人在为全球气候变暖忧心忡忡。6月6日，就发生了李启均枪杀大熊猫那一幕。

谁导演了这一切

与当地千百条山沟一样，李启均藏有大熊猫皮的红山沟，隐伏在苍郁的群山中。

打到大熊猫的第二天，李启均把胡洪强带到藏有大熊猫皮的小溪边。看过之后，李启均怕胡洪强把熊猫皮偷走，又重新上山，把熊猫皮换了个位置藏起来。

回家后，胡洪强赶紧打电话向甘海龙报告“喜讯”，并约定在重庆市荣昌县见面。6月12日,胡洪强在荣昌县汽车站附近的旅馆里，见到甘海龙和“日本老板的翻译官”，三人商定成交价为50万元，并约定6月14日交货。

李启均要求与胡洪强一起去荣昌。两人租了辆小面包车，于6月15日中午起程。李启均还叫上了女友张瑞英，只对她说去重庆玩。胡洪强临出门前，向亲戚借了500元，对老婆说，当天晚上在宝兴有些事耽搁，不回家了。

6月16日凌晨2时左右，胡洪强一行三人到了荣昌县，在汽车站不远的鸿宇宾馆住下来，把货物塞到床底下，然后联系上了甘海龙。

甘海龙带着“日本老板的翻译官”一块前来验货。当胡洪强把大熊猫皮从床底下拖出来刚刚亮相给买主时，突然，从门外闯进来一群警察。李启均和胡洪强迅速被戴上了手铐，被送到荣昌县看守所。两个月后，李胡二人分别以贩卖、运输珍贵野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各自被罚款两万元。

然而，李胡二人被抓捕时的一个细节引起了张瑞英的注意。

当时，她正在隔壁的房间睡觉。听到动静赶来后，她发现李启均和胡洪强都戴着手铐。她惊呆了。

“我连忙问警察这是怎么回事？”张瑞英事后回忆。当时，一个叫唐军的警察告诉了她所发生的事情，对她进行讯问后放走。

“当时，地上蹲着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人，没有戴手铐。”细心的张瑞英感到蹊跷，“后来，一辆车装着胡洪强和李启均往东开，一辆车载着小胡子男人往西开。”

张瑞英连夜返回宝兴县。从胡的家人那里，她得知了甘海龙。根据胡家对甘海龙特征的描述，与她在荣昌看到的“小胡子”一模一样。

“凭直觉，我怀疑这个甘海龙是个骗子。”于是她上网搜索相关资料。

从网上的新闻报道中，她发现了许多过去几乎未被人注意的“蛛丝马迹”。重庆荣昌警方近年破获的几起大熊猫皮贩卖案，都与这个甘海龙有关：2002年破获的苟成学、杨世成案，运货的车刚刚驶出成渝高速桑家坡收费站，就被早有准备的警方查获；2003年年底，雅安市雨城区高家儒等3人，由甘某等人以两张熊猫皮110万元成交，也在成渝高速公路桑家坡收费站被抓获，然而经查是假熊猫皮。

更令张瑞英惊讶的是这样一则新闻：两年前，四川雅安荥经县一6旬老妇孙仕群携带一张假熊猫皮来渝贩卖，荣昌警方乔装买家与之接线，但经查此皮为假冒，警方不露声色，假意放弃买卖，将之放过。今年2月，老妇终于携带真熊猫皮再次来渝，被警方人赃俱获。此案同样与姓甘的人有关。

“从2001年至今，重庆侦办雅安人猎杀和贩卖大熊猫皮案4起，共5张皮。猎杀地都在四川雅安，破案地却都在重庆荣昌。到现在收购熊猫皮的罪犯一个都未抓，一个都未判。这该作何解释呢？”张瑞英疑惑不解地问。

她又跑到孙仕群所在的荥经县四处打听，终于找到她的女儿熊一莲。她发现，熊一莲也在怀疑甘海龙。据熊一莲回忆，甘海龙曾在她家住了一个多月，还以帮助购买魔芋种子为名，骗过孙仕群1万多元钱。

因为曾患小儿麻痹症，熊一莲的腿有点跛。她和母亲相依为命，以批发冥币为生。早在两年前，熊一莲便觉得甘海龙心术不正，并多次提醒过母亲。

“我妈脑子不好使，”她含着眼泪说，“她连数都不识，我不在家时有人来买东西，她便让对方把买的数目写在纸上，等我回来再去要钱。”

据熊一莲回忆，因为她的残疾是母亲孙仕群最为忧虑的事，甘便允诺：“事成后会送她到重庆大医院把病治好。”

“难道是甘海龙、甚至是荣昌警方在幕后导演了这一切？”两个“同病相怜”的女人，甚至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样的猜测。

李启均原先的妻子病故后，留下一个孩子，经人介绍，他与张瑞英认识后，双方产生好感，原本打算结婚，准备开始一段新的生活；而60岁的老太太孙仕群，不知是否还有机会回到相依为命的残疾女儿身边……

几经思量，张瑞英越来越坚信自己的判断不是空穴来风。在一封写给“全国人大、国家林业局、省人大、省林业厅、宝兴县人大”的信中，她直截了当指出：“办案单位重庆市荣昌县林业公安局，放线人瞄准山区农民憨厚、单纯、贫穷、法律意识淡薄的弱点，有用金钱诱使当地农民猎杀出售大熊猫皮的嫌疑。”

“他们都是最贫穷，最愚昧，最走投无路，最容易上当受骗的人，”张瑞英说，“对于一年的收入不过数千元的穷苦百姓，线人动辄开出的几十万、上百万元，该是多大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