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委成立四年，成绩卓然。

中航油事件、郎顾之争……以及一直环绕其左右的定位质疑，2003年成立的国资委一路走来坎坷不断。力排万难之后，国资委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通过四年多的努力，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大大增强。截至2006年底，全国国有企业户数共计11.9万户，比2003年减少3.1万户，年均减少8%；但户均资产2.4亿元，比2003年增长84.6%，年均增长22.7%。

2007年9月18日，国资委宏观战略处处长程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资委管人管事管资产的职能初步到位。”

然而对于国资委来说，仍有一部分深层次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国资委今后的道路可能会更加艰难。

成绩有目共睹

程伟认为，国资委成立以来最大的成绩，“那就是国资监管框架初步形成”。这是与一系列政策的发布和完善分不开的。

2003年4月6日，国资委这个全新的部门挂牌成立，李荣融被任命为国资委主任。2003年5月27日，《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公布施行。

同年11月，《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正式出台，根据《办法》，央企领导人都要接受国资委的打分，根据成绩获得不等的绩效薪酬。

2003年年中，有关MBO以及国有资产流失的大争论沸沸扬扬，随着《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以及《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分别在2003年年底和2004年年初颁布，这场争论自动平息。国资委摆明态度，严禁自卖自买国有产权，对国企改制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MBO做了严格规范。

2004年2月，国资委向国务院提出在中央企业进行国有独资公司建立和完善董事会试点工作，得到了国务院的同意；同年6月，国资委下发文件，确定了第一批试点企业。

2005年4月29日，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正式启动，国资委在其间起了功不可没的作用。“我觉得，国资委成立几年来的最大成绩，就是国有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在加速整合的同时，经济的量也作上去了。”长期关注国企改革的广州证券分析师何健对记者表示。

2006年，《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公布，《意见》规定管理层可通过增资扩股方式持少量股份。这为大型国企管理层持股开了政策的口子。

2007年6月，国资委在已确认并公布141家中央企业主业的基础上，又对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集团公司等12家中央企业的主业进行了确认。至此，国资委确定主业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

2007年9月13日，《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公布，程伟评价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试点开始进行，从总体上来看，国资委管人管事管资产的职能，基本上是初步到位了。”

天强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祝波善认为，国资委成立4年来，作了很多积极的探索，最大的成绩就是“解决了大体制不变的情况对国有企业的有效管理”。

钢丝上探索行走

成立四年，国资委也并非一点问题没有，假设“改革就是试错”，国资委也错了不少。“国资委三年走在钢丝上。”祝波善如此评价。

祝波善认为，一直以来，国资委面临三对矛盾。一是定位的矛盾。国资委本身在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的同时，还在探索自己的定位。其次是规范与科学的矛盾。第三是探索与继承的矛盾。

关于国资委的定位，坊间议论不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国有企业的财务与风险管理》报告强调，依据国资委的六项职能，可将国资委的目标归纳为四方面：即保值增值、引导国有企业重组、为国有企业建立其现代企业制度以及推进国有工业经济的调整。

“而这四个目标具有内在的冲突，保值增值是商业目标，而其他几项任务则是有社会义务的目标。”祝波善对记者说。

国资委究竟如何定位？以何种指标来考核？中石油——这家亚洲第一赚钱上市公司集中体现出了国资委在这方面的尴尬。中石油显然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典范，但是，有谁会认为，通过垄断赚到盆满钵满是件好事呢？

祝波善认为：“这里就牵涉到两个目标，究竟是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导向呢？还是以社会效益最大化为导向呢？”

对于“郎顾之争”中迅速出台的“规范MBO”政策，各界的反应是“恶评多多”，一位接近国资委的人士直言不讳。当时是不得不出这个政策，“不出难以平息风波”——但是这个政策实际效果是怎么样呢？“很糟糕。”一位国企人士表示，“我们有国有产权的规定，何必出这个针对经营者的政策呢？结果是有些企业可以把股权转让给普通职工，但不能转给经营者。”

关于“规范与科学的矛盾”，祝波善拿“规范产权交易”向记者举例：智力密集型企业改制实际障碍重重，“如果让一个设计院挂牌交易，它肯定是死路一条，肯定是有钱的包工头把它买下，而设计院是智力密集型，恰恰就应该职工持股”。

至于“探索和继承的矛盾”在“央企全球招高管”一事上表现得特别突出。祝波善介绍说，目前看来，央企全球招聘不是很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个企业在国际上招一个副总年薪200万，而原本的副总年薪才20万，谁能保证200万的副总可以比20万的副总强很多呢——国资委出发点肯定没错，只是这历史遗留问题实在太复杂了。”本报记者 郑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