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自财政系统的人士透露说，由财政部主导制定的有关国企分红的文件已经上报国务院，只待决策层拍板。“这是财政部的重心工作之一，企业司正在积极制订配套办法。”

而5月17日至18日在南京召开的“2007城市国资论坛”上，国资系统的人士仍在呼吁由国资委主导国企分红。

国企分红方案轮廓初现

争议多年的国资经营预算制度，在2007年年初形势渐趋明朗。3月份的人代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今年将进行国资经营预算试点。

在此之前，财政部主导起草的《关于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请示》以及《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已经正式上报国务院。

而国资委成立之后不久，也即提出建立国资经营预算制度。但涉及国资委和财政部之间的权责划分，有关国资预算主导权的争议，正是导致这项制度至今未建立的主要原因。

随后，经过各方协调，基本明确了一个以财政部为主导的思路，即国资经营收益上缴部分归入财政，国资委参与国资经营预算的编制，和财政部一起草拟国资收益的使用方向。

如果试点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中央财政将选择央企和烟草行业开展国资经营预算试点，地方试点也将全面推开。

关于国资经营预算制度方案的一些细节，在今年4月初的一个研讨会上，财政部企业司的一位官员介绍说，财政部不主张通过“一对一谈判”的方式向国企收取红利，而是通过试点，根据产业分类确定不同的分红比例。比如，国家鼓励类的产业少分点，限制类的产业多分点，垄断行业、资源类行业多分些。而具体的比例，参考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分红率(大约15%)，将会定在0-15%之间。

至于对集团公司红利的收取，前述官员说，将以集团公司和其子公司合并报表计算出的净利润为基数，按一定比例收取。而对于国有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多数属于集团公司的二、三级公司，目前已经在向集团公司分红，所以国资经营预算制度的建立对他们不会有影响。

这位官员介绍，国资收益作为公共资源，使用上主要投向公共投资和经济建设两大领域。在公共投资方面，下一步将更多转向民生领域的公共支出；在经济建设方面，则应由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来承接。具体而言，在中央和地方将会有不同，地方上主要用以企业改制成本的支付，中央则主要用于包括国企战略调整等方面的资本性支出。

在前述研讨会上，财政部科研所国有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文宗瑜表示，国资经营预算还有一个功能，即政府宏观调控的延伸手段——这主要表现为三个作用，一是调控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二是调控收入分配格局；三是调整经济机构，特别是国有经济布局。

比如国企收益大量用于投资，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过快，现有手段对此调控无力。另外，对一些职工收入过高的垄断国企，比如烟草、石油石化、电信等，国家应多分红利，在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对于国资应退出的领域，应多收甚至是100%地收。

谁来主导分红？

国资委的定位问题，正是外界反对由国资委主导国资经营预算制度的主要理由。

文宗瑜说，国企红利的使用，不是财政部和国资委两家的问题，应纳入政府预算，并经过全国人大批准。

他表示，国资预算制度的建立涉及到国资委职能的进一步明确。现在的情况是，国资委一方面作为监管者，具有政府职能部门的一些公共管理职能，另一方面又有受委托充当国资出资人的职能，实际上这两种职能是混合的。

不过，在“2007城市国资论坛”上，国研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表示，“争论国资委到底是出资人还是监管人，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对国资工作来说，不存在独立于出资人之外的监管者，如果有监管职能的话，那也是从出资人这个身份延伸出来的。”

而要健全出资人资格，就是建立国资经营预算体系。但是，在国资系统内部，也认为这是个难题。实际上，这也是国资立法过程中的关键点。

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保民就表示，出资是为了收益，监管会有收费，只是两个职能界定不同，利益取向也不同，如果国资委是出资人，出资人收取红利是正常的，但同时又作为监管者，这个角色怎么做是个问题。

即使作为出资人来收取国资收益，具体的运行机制和规则也需明确。按照法律，特别是《公司法》的规定，出资人进行投资和收益决策时的规则，是票选制，决策机构应该是专业委员会机构。但是我们现在的机制，是延续以往的行政决策方式，是议决制。

而国资委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很多地方国资委的出资人职责并未落实，“往往成为地方党委政府行使管理职权的平台，甚至出现新的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和政市不分”。

国资法立法酝酿十几年未能出台。在本届人大的立法计划中，这一直是个重头任务。参与立法的人士透露，今年应该会拿出一个正式的草案来。

而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秘书长王宝库表示，国资委应该更加积极地推进国资法的出台，在其中明确国资委的定位，没有法律依据，“腰杆就不硬”。

他认为，国资委搞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该协调和财政部的关系，加强沟通。 本报记者 陈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