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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刚刚结束,众多海外高校就兴致勃勃地涌向中国,今年,他们带来了更为诱人的招生诱饵。
据北京市教委的不完全统计,今年报名参加“洋高考”的北京考生约为2500人,比去年增加约1000人,增幅高达67%。北京四中、北师大实验中学、人大附中等名校,拿到国外高校录取通知书的毕业生人数比去年增加了40%-60%。号称沪上“四大名校”的复旦附中、交大附中、上海中学和华东师大二附中,每年约有20%的考生直接申请海外留学,而今年,这一比例又有增加。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时代真的结束了。而与此同时,“生源危机”迫近中国高校的警示不再是危言耸听,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国教育如何迎战全球化竞争必须引起足够的关注。
记者:来到中国的海外大学都会惊叹于中国的市场之大,而对于留学潮下移,高中生特别是高中尖子生青睐海外留学,我们大多也会发出这样的惊呼:这是海外大学在与中国高校抢夺生源,兵临城下,生源竞争已然是一场全球化的角逐。您怎么看这一现实?社会及公众又应以怎样的心态看待它?
郑若玲:对于越来越热的留学潮,社会及公众不必过于诧异。“潮”之所以形成,乃因有引力存在,也暗含着社会发展的起伏变化。众多学子被吸引到海外接受高等教育,说明他们确有比我们做得好的地方。但只要我们认真反思,高度预警,努力改善教育现状,充分满足国民需求,是完全可以以独特的优势,吸引和稳住可能流失的生源,并可能形成一种“回潮”。
记者:事实上,高中生出国留学升温的话题早已引起关注,每年高考前后总会掀起一轮讨论的热潮,根据您多年的观察,这其中,哪些变化或显现出的信号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
郑若玲:的确,高中生出国留学热早已不是新鲜话题。近几年呈现出留学生源数量由少而多、生源质量由优质到多样、留学院校层次由单一到多元、留学国家由欧美到全球等趋势。而且越来越多的海外高校热衷于把生源市场拓展到中国,近年来各国高等教育展接踵而至便是例证。对于大陆高校而言,生源的竞争不仅来自海外,还来自港台澳地区。这说明,我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生源竞争已由过去的单方面变成多方面甚至全方位。如果再不反思与改革,扭转不利局面,我国高等教育的声誉以及国民对高等教育的信心都将日渐下降,由高等教育大国变为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道路也将严重受阻。
记者:中国学生之所以放弃高考投身海外,大多缘于对当下应试教育的一种迂回,或对海外高校人才培养方式的认同和欣赏,对国际化教育环境的向往和需求,您认为这对于中国教育意味着什么?对中国大学会产生哪些短期内我们看得见的影响?
郑若玲:中国的高等教育虽然于2002年提前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但相比于许多西方教育发达国家和港台地区,我国的高等教育资源仍无法完全满足国民教育需求,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尤显稀缺与不足。加上受“重学轻术”传统观念和“唯学历文凭是论”的社会风气以及社会人才评价标准单一等影响,高考尤其是普通本科院校入学机会的竞争仍非常激烈,并向下影响到整个基础教育的竞争。此外,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参与国际化的程度加深,具有国际化教育背景与视野的人才也越来越受青睐。这些因素对中国高中生出国留学热潮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中国的教育带来不可小觑而且是全方位的冲击,意味着中国的教育亟须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不仅要了解民众教育需求,完善高校招生考试选拔制度,而且要更新教育理念,革新人才评价标准,掌握世界教育改革动态、吸收世界教育先进经验,以便及时应对来自教育内外部的各种挑战,更好地满足民众的教育需求。
记者:由生源危机而引发大学关门,是危言耸听,还是确应警钟长鸣?
郑若玲:这种弃考热对于中国大学而言,挑战无疑是严峻的。随着适龄人口数量的逐年下降和出国留学人数的逐年上升,国内大学的生源竞争将加剧,
高等教育早已不是以往的“象牙塔”,随着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和竞争意识的增强,因竞争而导致的生源危机已经出现。如果不尽快反思、检讨与改革,一些没有基础与特色、定位不清、质量低劣的高校(尤其是基础较薄弱、办学资源严重不足的民办高校),在这种竞争中将可能因生源短缺而被淘汰出局。这绝非危言耸听,确实应以此为警钟,吹响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号角。所以,从某种角度看,高中生的出国留学热对于改善与提升我们的高等教育质量不一定是坏事。
记者:中国人的教育不再是中国学校独揽的事,在全球化竞争逼近的形势下,应对全球化挑战,我们的教育改革应做出怎样的调整?
郑若玲:由于教育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我们不能关起门来办教育,教育改革也应该有广阔的视野,要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视行为。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我国的教育界应首当其冲,变压力为动力,积极全面地检视教育理念、制度及改革等方方面面,主动发现问题、寻求对策,而不是一味地消极抗拒与排斥。与此同时,也需要社会各界的积极支持与参与。教育主管部门要有危机意识与改革决心,主导与推动教育改革;社会民众与舆论在呼吁呐喊教育进行改革的同时,应给予改革试验以足够的耐心与空间;媒体则应密切追踪改革的动向,尤其应关注改革出现的问题,发挥良好的舆论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