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快乐的家庭因为高考失去了笑声

“芬芬进入高二后，我们家里就几乎没有了笑声。”坐在记者对面的陈真云说。

陈真云是湖北人，在北京的一家IT企业从事管理工作，是个地地道道的白领。虽然没有北京户口，但是陈真云已经在北京工作十多年了，再加上女儿也在北京上学，而且品学兼优，他们早把北京当成了自己的家。在外人眼中，陈真云一家过得无忧无虑。

矛盾出现在女儿升入高二之后。

高二的女儿要文理分科了。一天回家，陈真云得知芬芬擅自做主选了文科班。理科一直是她的强项，芬芬这样的选择让陈真云非常恼火。被劈头盖脸呵斥的女儿委屈地告诉陈真云：“万一回老家高考，文科还有可能突击，理科跟上就难了。”

从此，这家人就开始为高考寝食难安。按照现行政策，女儿必须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可女儿从小学起接受的就是北京的教育，现在却要参加湖北的考试，两个地方学的不一样，考的不一样，让我女儿怎么回去？”陈真云说。

与陈真云有着类似经历的人在大城市不在少数。

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成为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地。据北京市统计工作会议披露，按照抽样推算的方法，北京2009年年末的常住人口为1755万人，其中外来人口509.2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29%。另据报道，2008年上海市流动人口中半年及以上常住人口为517.42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27.4%。

陈真云是千万流动人口中普普通通的一个，他的烦恼是近三分之一城市人共同的烦恼。

短跑运动员怎能用长跑规则衡量

陈真云和女儿都不愿意回去参加高考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是女儿芬芬非常适应北京的教育方式。

芬芬从小学起就一直在北京上学。除了完成学校正常的学习任务外，还对科技、创新非常感兴趣。

一次芬芬在火车站买票时，看到售票员不小心把乘客的到达地点弄错了，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而售卖火车票的系统显示器只能让售票员看到。于是，芬芬决定改进这个系统，在老师的帮助下，芬芬设计了车票售票系统的双面显示器。

芬芬的科技创新作品先后获得过青少年创新比赛一等奖、二等奖，她也作为北京青少年代表参加过全国青少年大会。初中时她还作为创新代表到美国进行访问。

越是参加这些活动，芬芬对科技的兴趣越大。

她每周都会到科技馆参加活动，进入了北京市的科技活动小组，很多课余时间用在了大量地阅读和撰写论文上。

“女儿的这些成绩只能在北京实现，在这里她如鱼得水。”在陈真云看来，北京实施的是素质教育，比较注重孩子各方面的综合素质，而自己的老家湖北实行的是应试教育，“考分和成绩排名是他们追求的唯一目标”。

在北京，陈真云的女儿是品学兼优的孩子，回老家，她怎么能证明自己“品学兼优”？仅考试成绩一项就会败下阵来。

陈真云弟弟家有个比芬芬低一个年级的女儿。她每天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除了吃饭就是学习。

高二的芬芬曾经做过上高一的堂妹的试卷，“不少做不出来”。

陈真云的一位老乡还做了相反的尝试。

老乡一家已经拿到了北京市的户口，但是他们看到湖北的高考成绩比北京高出很多，于是把孩子送回老家读中学，然后回北京高考，结果成绩很糟。

“且不说哪边的教育质量好，这种考试的方式对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陈真云说。“这就好比一个长期从事短跑训练的运动员，临比赛了却要求他参加长跑。可想而知，短跑运动员的长跑成绩是不理想的。”

“高考”这两个字在陈真云家里变得越来越敏感，一家三口很少公开讨论这一话题。尤其是女儿，一向在学习上劲头十足，突然没了劲头儿，话也少了。“她没有了方向感。”陈真云说，回老家高考成了她的心病。

制度缺少连续性让我们感到落差很大

其实，外地生源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的政策不是刚刚出台的，有不少人很早就做好了准备。大家通常的做法是让孩子在大城市读完小学，然后就送回老家，让孩子尽早适应老家的学习环境。

但是陈真云没有这样选择。

刚来北京的时候，陈真云也为孩子上学的问题发过愁。

2003年，陈真云一家拿到了第一批北京居住工作证，就是俗称的“北京绿卡”。

有了“绿卡”孩子就可以享受市民待遇。确实，女儿像拥有北京市户口的孩子一样参加了小升初电脑派位。

看着女儿顺利地进入了初中，陈真云认为政策一定会改善的。

3年之后，女儿又以相同的身份顺利地参加了中考，并且进入了北京市丰台区的重点高中。

“当时的政策曾经提到，拿到‘绿卡’的人3年之后条件合格就能转为北京市户口。”虽然3年之后陈真云的“绿卡”并没有“转正”，但是他仍然对政策的改善有着很高的期待。

“政策总会有个连贯性。”陈真云认为，总得给前面开了口子的人一条合理的出路。

期望越高失望越大。眼看再过几个月女儿就要升入高三，高考报名就在眼前了。陈真云一直梦想的“合理出路”还没有出现。

陈真云着急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最初就干脆别打开这道门，我们也就踏踏实实待在老家了。”

正路都不通难道逼着我们去腐败？

陈真云老家的一位朋友是中学校长，不久前答应接收芬芬，但是必须尽早回去。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北京是要参加会考的，只有会考成绩都合格才能拿到高中毕业证。但是如果参加完所有的会考基本要等到高三第一学期结束。

“这显然已经来不及了。”陈真云说。老家的学生基本在高二就结束了所有的课程，高三只剩下“两天一小考、三天一大考”，集中强化考试培训了。

如果一上高三就回去则意味着女儿拿不到高中毕业证，但如果拿了证就会赶不上老家的强化训练。

像很多人一样，陈真云也想到了出国留学这条路，他们也跟一些留学机构深入地沟通过。不过，陈真云还是不希望走这条路。

因为，他想不通：“为什么我的孩子在自己的国土上不能顺利地求学，国外却反而敞开了大门？！”

正路走不通就会想到邪路。

陈真云的一个朋友跟他有相同的烦恼，见人就哭诉。她知道，现在挡在面前的关键问题就是户口，所以到处求人“买”户口，“哪怕倾家荡产都愿意”。

“很多家长没有办法、现实逼着他们去腐败。”陈真云说，实在没办法弄到户口，我们就想办法改宗教、改民族。这样至少还能争取加分，孩子也能少受点儿损失。

陈真云的办法跟很多人不一样，他还是希望能促进高考政策的改革。

利用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征询意见的机会，他向教育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陈真云指出，对于长期人户分离的学生，可以采取高考和高校招生录取分开的方式，允许这些学生在借读地参加高考，但不占用当地学生的招生名额，按照学生在借读地高考所取得的成绩，回到户籍所在地的原籍参加高校的招生录取。

他认为这个做法可以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在借读地参加高考的问题，同时又不影响借读地的招生计划和升学率，既维护了人户分离学生家庭的权益，也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稳定。对于户籍地来说，也没有增加额外的负担。

令这家人高兴的是，前不久陈真云被请到教育部，专门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芬芬很认真地对父亲说：“我真感动，知道你们一直在为我操心。”

陈真云一家很乐观，他们开始了新一轮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