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改《规划纲要》提出“克服社会用人单位单纯追求学历的倾向”，能否解开高职教育“低人一等”之结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周大平

北京教育考试院3月24日传出的消息并不乐观：12所高职自主招生试点校报名确认考生仅6700名，比去年减少了2000余名，可谓“大幅下降”。其中，报考人数过千人的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均比去年减少了数百人；而只有440人报考的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也比去年减少了200余名。

我国经济结构的技术含量不高，一向被认为是近年间大学生就业整体上越来越难的重要因素之一，也即整个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没有跟上高等教育发展的步伐。

前景看好

“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后，本科院校就业率平均下降了3个百分点，其中211大学就业率下降了4个百分点，唯有高职院校没有降，而且薪资降幅最低”。3月初，麦可思教育咨询公司董事长王伯庆在一次研讨会上说，“2009年我跑了几十所高职院校，签约率都不错。近期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变化越来越明显，对高职学生需求也越来越强劲。其中示范性高职院校的就业状况超过了两成半的本科院校。”

我国高职院校在过去的10年间发展很快，2007年在校生规模已占大学生总数的52.7%。据腾讯网与麦可思公司一项最新调查，2010届大学毕业生截至3月底签约率为39%，比上届同期签约率上升了6个百分点，其中高职毕业生不仅签约率一路领先于本科，而且其签约月薪额度与本科的差距在继续缩小。

高职教育被看好的原因：首先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加速，为高职人才提供了比普通本科人才更广阔的空间。容纳大学人才最多的当属服务业，而目前服务业在我国GDP的构成中仅占40%，未来10年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无疑会对高职人才的需求加大。

其次是我国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结构今非昔比，其中占60%的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约有1亿之众。这些初、高中毕业的年轻人，需要进一步接受中职、高职教育以提高技能。未来10年，如果高职向新生代农民工开放，其发展空间要比普通本科教育大。

政策歧视

不过，从全国而言，高职相对高的就业率并没有引发高考考生选择高职的热情：能进本科绝不进高职，依然是考生司空见惯的选择；每年放弃录取、选择复读的考生有四五十万人。

为什么会是这样？主要研究高等教育、教育公共政策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炳奇，通过分析高职教育的发展环境，发现高职依然受到明显的政策歧视——

歧视一：高职在高考招生中，不仅给人感觉是最差学校，而且事实上也只能录取高考分数最低的学生。

歧视二：高职学生的求职受限，以报考公务员为例，很多岗位明确要求报考者必须具有本科学历，把高职学生挡在门外。

歧视三：高职学生的继续求学空间狭窄，其继续求学的途径无外有“专升本”和接受网络教育、自考助学的本科教育，前者名额十分有限，“211”大学都已不再接受“专升本”，而后者网络生、自考生的学历受到歧视则是众所周知的。

高职教育身份的不平等的确由来已久。此次教改《规划纲要》在制订之初，高层领导就关注到这个问题。为此，教改《规划纲要》“体制改革”部分中提出“克服社会用人单位单纯追求学历的倾向”。

但一些教育专家认为，仅仅有此提法难以扭转现实中不平等的局面。比如就业中的学历歧视，且不说一些大学在招收研究生时都明确提出不招自考生，就连“985”大学在招聘办公室工作人员时，拥有“三985”(即985大学本科毕业、985大学硕士毕业、985大学博士毕业)，都会成为应聘者制胜的筹码。再比如高职学生的升学出路，教育部的思路是今后高职也将设硕士、博士学位，然而这条为高职学生继续深造提供的路径能有多宽，并不明朗。

分类考试的现实

此次《规划纲要》“体制改革”部分中提出了“逐步实施高校的分类入学考试”，此举与高考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可家长却担心分类考试会加重考生的负担。因为即使实行分类考试，大多考生仍会参加本科考试，他们只有确认未被本科院校录取后，才可能选择高职。

早几年，上海和浙江就已经实行了类似的本科和高职不同的录取办法，比如考生若只报考高职，将在高考中少考一门学科。实践中很多考生并不买账：他们宁愿多考一门，也不只报考高职。少考一门对考生尚且没有吸引力，何况实行分类考试后比上述办法还要多一次考试呢？

比较高考招生多年来把高职放在最后一批录取的做法，“分类考试固然可以淡化批次概念，可是与“211”大学的联考、大本院校的全国统考相比，高职的省内命题还是给人感觉低人一等”，熊炳奇由此说起对分类考试效果的质疑。

在他看来，让考生的考试选择权增加，前提是要提供对学生有吸引力的选择；让高校的选拔精准性提高，前提是要扩大高校的招生自主权。可是目前教育部对分类考试的思路，既没有充分考虑受教育者对高职教育的需求，也没有充分考虑社会对高职人才的需求。

其实，类似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分类考试，在我国对高职教育发展目标的设定上，也十分突出，比如《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我国高职教育在校生将增加15.6%，达到1480万人，那么，届时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将如何，会创造多少就业岗位，这些岗位需要具备何种能力和素质的人才，这都与高职教育如何发展关系密切。没有这样的前瞻，就难免会出现更严重的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问题，从而使大学生的就业形势更严峻。

能否打破户籍限制

“教育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对真实的社会需求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分析。”熊炳奇认为，从分类考试所引起的争议看，针对高职教育的发展，相关的调查、研究并不充分，这使得改革的具体措施没有直面现实中的问题。如果将受教育者对高职的评价和社会对高职的需求联系起来，将可能找到适合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考试改革和教育改革模式。

比如在分类考试的设计中，熊炳奇建议，应实行高职院校完全自主招生，而不必再举行全省统考。2009年，上海有21所高职院校的12000名招生计划，就是通过自主招生完成的，参加高职院校自主招生考试被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高考。而教改《规划纲要》提到的“分类考试”的改革思路，与之相比则显然是滞后的。

他说，实行高职院校自主招生，如果打破户籍限制，允许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当地报考高职，还可以形成促进教育公平、实现高职良性发展、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多赢局面。高职果真如此招生，或许能够率先实现《规划纲要》“发展任务”部分中提出的“制定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

至于对高职学生的出路设计，熊炳奇认为，应借鉴英、美等国管理职业教育、社区教育的做法，实行职业教育与本科教育的学分互认，使职业教育学生在求学中，可以转到本科教育。教改《规划纲要》“发展任务”部分提到的“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的构想，在实际操作中，只有建立自由转学制度，保障受教育者在不同类别高等教育中自由流动，使各类教育在纵向衔接、横向沟通中平等竞争，才能从根本上解开高职教育“低人一等”这个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