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我看来，与其从西方的图书中引进迂远的“大学之道”，倒不如从中引进切近的“大学之忧”。首先要谈的是克拉克·克尔的《大学之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加州大学前校长的这本书，数十年中不断地翻印，至2003年已是第五版，在美国的大学史中既可以算作名声最坏的箭靶，又可以算作最绕不过去的路碑。

此书的历史描述中，分别以现代大学演变的三个阶段，来对应其存在状态的三种模式——也即早先的英国模式、此后的德国模式，和晚近的美国模式；或者干脆不妨说，是近代的纽曼模式、现代的洪堡模式，和当代的克尔模式。

把“大学的理念”表达得最好的或许是红衣主教纽曼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从事建立都柏林大学时所说的话。他的观点反映了当时他所在的牛津大学。红衣主教纽曼写道，一个大学是“一切知识与科学、事实与原则、探究与发现、实验与思辨的至高保护力；它划出才智的领域，使任何一方既不侵犯也不投降。”他赞成“博雅知识”(liberal knowledge)，说有用的知识是“一堆糟粕”。

这种高雅的信条对我们来说，尽管从未普遍施行过，却是最为耳熟能详的。我们甚至不难猜想，当蔡元培把大学定义为“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时，当他认定“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时，当他把原属北大的工科放逐到北洋大学时，我们的老校长心中念兹在兹的，大体上也正是类似的理念。也许正因为这样，如今在坊间才会到处都在复述它的教义，觉得这反正是最不会出错的。然而却没想到，克尔旋即就向我们指出，恰在纽曼以其熟知的牛津大学为底本，美轮美奂地描绘着大学的英国模式的同时，这种模式实则已经行将被德国模式覆盖了：

很清楚，1930年时“大学已经发生了深远的变化——通常朝着它们所参与的社会演变的方向。”这种演变使系科成为大学，出现新的系科；越来越多的研究所出现了；成立了巨大的研究型图书馆；把进行思索的哲学家变成实验室里或者图书馆书库里的研究者；从专业人员手里取来的药物交给科学家之手；等等。不是关心学生个体，而是关注社会的需要，不是纽曼的“自然规律的永恒真实性”，而是新事物的发现；不是多面手，而是专门家。在弗莱克纳斯的话里，大学成为“一个有意识地致力于追求知识、解决问题、鉴别成就以及培训真正高水平人才的机构”。一个人不再可能“精通一切”——纽曼的万能通才人物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你愿意坚守原有的价值，当然有理由指斥这种变异，认为它不是上升反而是坠落，偏离了通识教育的树人方向。不过，历史无可争辩的另一面却是，德国的国力居然因此而大大增强了。正如哈佛文理学院前院长柯伟林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所描述的：“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前，当中国着手放弃那个迟至十八世纪仍被西方人看做是使中国成为教化大国和启蒙先锋的古代科举制度的时候，几乎所有世界上的顶尖大学都在德国，它们是德国十九世纪伟大高等教育改革的产物。”

尤有甚者，历史之江河日下的变化速率，还有更加教人瞠目结舌的：接下来克尔又笔锋一转，充满戏剧性地指出——“正当弗莱克斯纳写到‘现代大学’的时候，它却又不存在了。洪堡的柏林大学正在被玷污，就像柏林大学曾经玷污牛津大学的灵魂那样！”

到了1930年，美国的大学已经远远脱离了弗莱克斯纳的“以文理科研究生院为中心的、有坚实专科学院(在美国主要是医学院和法学院)及某些研究所”的“现代大学”。它们正越来越不像“真正的大学”——所谓“真正的大学”，弗莱克斯纳指的是“一种以崇高的、明确的宗旨和以精神与目的的统一位特点的机体。当弗莱克斯纳在1930年写到“现代大学”时，现代大学已经几乎死亡，就像老牛津大学在1852年被纽曼理想化时那样。历史发展快于观察家的手笔。古代经典和神学以及德国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都不能为真正现代的大学——巨型大学(multiversity)——定下调子。

上文中的multiversity一词，据说是克尔自创的说法，曾在中文里被译为巨型大学、多科大学、多元化巨型大学，甚至是综集大学，似乎都还嫌不够到位。不过，这里至少可以借助实际执掌过大学的香港学者金耀基的大段综述，来大体把握这种multiversity的基本特征：

当代的美国大学，如克尔所指出，早已越出了德、英的模式，而发展出自我的性格。美国的大学狂热地求新，求适应社会之变，求赶上时代，大学已经彻底地参与社会中去。由于知识的爆炸及社会各业发展对知识之倚赖与需要，大学已成为“知识工业”(knowledge industry)之重地。学术与市场已经结合，大学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象牙塔内与象牙塔外的界线越来越淡漠，甚至泯灭了。大学内部则学生可以多达五六万，甚至十万以上；学术之专化更是惊人，如整个加州大学课程之多竟达一万门之数，不但隔行如隔山，即使同行的人也是无法作有意义的交流。而教授之用心着力所在多系研究，教学则越来越被忽视。教授的忠诚对象已不是大学，毋宁是支持他研究的福特基金会、西屋公司或华盛顿。一个教授所关心的不是他隔壁他行的同事的评价，而是其他大学乃至其他国家的大学的同行的评价。大学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它的成员已不限于传统的教师、行政人员和学生，还包括许多“非教师”的教学人员(如研究教授)，它的组织已不止限于学院(faculty)、书院(college)，还包括无数的研究中心、出版社、交换计划中心……它的活动已不止限于研究、教学，还包括对外的咨询，与国外的合作(加州大学的研究计划涉及五十几个国家)等等。总之，在数量、组织、成员、活动各方面，今日美国的大学与以前的大学已大大不同。这种大学的理念及性格与纽曼的构想固然相去十万八千里，与弗莱克斯纳、雅斯贝尔斯的构想也迥然有别。克尔认为纽曼心目中的大学只是一“乡村”，弗莱克斯纳心目中的大学也只是一“市镇”，而当代的大学则是一五光十色的“城市”了。(金耀基：《大学之理念》)

这不是更加礼崩乐坏，更加杂乱无序，更加不成体统了么？只要愿意，你当然也有理由这么说。然而你同样要留意，明摆着的另一面却又是，就在它们焚琴煮鹤地舍弃了如此可爱的“鱼”的同时，务求实用效果的当代美国大学，偏又令人艳羡地抓到了如此可欲的“熊掌”！让我们再来听听每年公布的诺贝尔奖名单，查查每年发表的全球大学排行榜，数数拥有各个学科之顶尖教授的数量，看看过江之鲫一般排在使馆前等待签证的留美预备生，瞧瞧美国名牌大学所能提供的校园、设备和待遇……，又有哪一样不让别国的大学校长眼红得出血？由此你总应该平心地承认，哪怕所有这些成功都有局限，所有这些获得都要付出代价，但成功终归还要属于成功罢？

再来盘点一下如此令人目眩的变迁。克尔笔下那个与传统指向渐行渐远的钟摆，大约是划出了这样的偏转弧线：

重心究竟在于培养学生——还是由教师进行研究示范？

学生究竟应当被教导成完人——还是被培训成技术性专才？

范围究竟要旁及到博雅通识——还是锁定在偏科发展？

检验标准究竟是教学效果——还是承揽科研项目的数目？

教授地位取决于学术水准——还是资金募集的能力？

氛围究竟应当尽量超脱——还是鼓励功利与实用？

校园究竟应当单纯而寂静——还是显得嘈杂而活跃？

规模究竟应当有所控制——还是能发展多大就多大？

学校究竟属于有机社群——还是杂糅而成的知识集市？

大学究竟应当尽量自治——还是密切联系国家与财团？

办学究竟突出科技发明——还是倚重历史与人文底蕴？

教师应像个探索型的学究——还是管理型的知识老板？

校长应做个学术人格的楷模——还是掌管知识机器的官僚？

应该基于理念去因应外部变化——还是根据外部变化来调适理念？

有趣的是，不管读者是否喜欢这些变化，他们总有可能发现，其实这种似曾相识的滑落，正是每天都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的确，我在这里也很愿意坦率地承认：诸如此类的归纳总结，也不光是阅读和出访的结果，还同样参验了切近的事实。这也就意味着，尽管召唤“大学理念”的呼声向来都未绝于耳，然而中国大学的实际发展轨迹，却偏偏是朝着这个老鼠过街的方向伸延的！

那么，事态为什么发展得如此无奈？大学的船队何以会在所有船员都为之惊呼的情况下，仍然驶往那个由克尔率先发现的、可人人都并不想去的方向？其根本的原因，当然还在汹涌于船下的现代化激流。肇始于西方、波及于全球的现代性生活方式，正未有穷期地增强着全世界的社会整合。由此，西方的大学从它的英国模式，一变而为德国模式，再变而为美国模式，并且步步进逼地一再要求非西方国家拷贝它，这本身就是现代性的征兆之一，本身就相当符合现代生活的自身逻辑。如果在由现代消费激发出来的无边物欲的推动下，知识仅仅被看做一种力量，而且科技知识则又被看做第一生产力，那么，大学作为知识的重镇就势必要被转化成这种生产力的关键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只要现代性的生活形式继续在主宰我们，传统的大学形式就势必会被不断地突破，直到它发展为美国式的巨型大学，乃至比这种巨型大学还要庞杂的、更加无以名之的大学，以便能够装填入新的能量、呼唤出新的产出，哪怕大学的肚子终将因为过多地吞噬而被撑破！

由此可见，尽管对于通识教育的茫然吁求，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至少也还不无部分的平衡作用，然而说穿了，如果对这种英国绅士派头的热衷，只不过是出于某种盲人瞎马的激情，或者说得具体点儿，只不过是出于国际大学排行榜上的压力，或者创建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动力，那么，这就是在做一件自相矛盾的事，就是在南辕北辙地白费劲儿！在我看来，在当下的紧迫国际情势下，既然也只有指望在现代化的急行军中，借助于民族国家的强大整合力量，来既发展大学本身的事业，也转而反馈出更大的国际竞争力，那么，中国的大学——特别是它的顶尖大学——就不可避免地将要变形再变形，即使这种蜕变的历程充满阵痛和争议。由此说来，对于当今大学的实际操作者而言，与其去设定一个明知不能实现的空洞目标，倒不如实实在在地向公众讲明：至少从这个历史时期来看，这是我们必须承受的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