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审读几部忧患当代大学命运的译稿时，偏偏赶上国家电视台的哪个频道，也正连篇累牍地播放着宣传国外知名学府的系列节目——照例是一路的天花乱坠，仿佛下界仰望着天国。

这种漫无边际的追捧，首先引起我关注的还不是它那骨子里迎合了强烈牟利动机的“学店”做派，而是装潢在其表面的、很少引起公众怀疑的神圣性。就冲这种煞有介事的神圣性，我简直有些不忍地念及：在这个空空如也的时代、这个无所遮蔽的世道，就别再去撕破家长们仅存的虔诚了吧？试想，除了大学、重点大学乃至于海外著名大学这种拾级而上的现代殿堂，他们还能想出什么更庄严的所在，来砥砺自家小孩子苦其心志呢？

我甚至还愿意宽容地理解：在大众的心理中，大学这般地受到迷信，又不光因其在理想的维度中，曾经充填了少年时代的童稚幻想，还更因其在现实的层面中，往往构成了人生履历的实际转折。借助于现代高等教育机构跟整个社会权力结构的共谋关系，任何一个跃过这道龙门的人，都有可能得到一次真正的提拔，从此好官得做，骏马任骑。正因为如此，一代又一代的校友们，天然地就会充当母校的终身粉丝，这里既有心理学的基础，也有社会学的考量。

要是事情仅限于此，一切都还算罢了。不过，要是这类神话并非来自大众传媒，而是来自我们学院的内部，把一个寻常吃喝拉撒的所在，说成是“到处莺歌燕舞”的庙堂，那就叫人很难忍受了。正好比遭遇到一位私心过重的寺院住持，老在那里不遗余力地公关，煽动别人往自己的荷包里进香。尤其是，一旦谈到海外的名牌大学，最怕的就是那些学成(甚至半成)归来的留学生，学着母校招生手册的宣传口径，把别人的往好里说也只是指望将来能够实现的目标，鼓吹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由此一来，仅仅因为个别人物对于蝇头小利的贪图，而揣着明白装糊涂，整个的改革方向就被弄得模糊不清了。

孩子们长大后自会晓得：即使出息成了大学教授，也很难一味清高地过活，仍要身陷于章鱼吸盘般的体制中，仍要属于吃拿官饷的工薪阶层。由此说来，如果只从利己的立场算计，既然在俗常的神话中，这高楼深院已被说得仙境一般，那么索性假冒一回得道的神仙，而乐得自在快活，又有何妨？正是缘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国内的书市上，到处都充斥着宣扬大学之道、大学理念、大学作为之类的豪迈图书。那些作者的口气，总显得那么成竹在胸——把胸口挺得满满当当，连半点儿困惑也装不下了！

然而，尽管不能全然自由漂浮，大学教授作为知识分子，总还要保留以批判为业的一面罢？否则这个阶层就会彻底沦为社会的盲肠，就会变得生不如死。正因为这一点，只要稍微环顾一下海外的书市，我们就不难发现，恰恰是围绕着作为大众神话的高等教育，特别是那些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国际知名学府，我们的海外同行，反而发出了广泛而持续的批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的一本近著，英文标题原为《我们未尽潜能的学院》(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没承想这本书的中译本，或是受思想惯性的制约，又把它硬改成《回归大学之道》，不光连一个字都没有对上，反把作者原有的一层检讨的意思，粉饰得干干净净，足见所谓“大学之道”的套话，竟是何等的顽固，何等的媚俗，何等的误导！

我们在国外的同行，并没有习惯于这么可着劲儿自吹。恰恰相反，他们干脆就耻于宣喻什么“大学之道”，而宁可“卖瓜的不说瓜甜”，径直表达出心中的“大学之忧”。说到这里，我们就真该相互对照一下了：究竟哪边的情况才稍属正常一点？总听见人们嚷嚷着，要学习国际先进文化，要争创国际一流大学，怎么没见到先在广开言路方面，引进一点国外校园里不可或缺的活跃风气？

幸而，我们在思想的宽容度上，总算还保有一个例外——那还要数我目前任教的这所学校。拜民初流传下来的(虽已相当残缺的)传统之赐，如今大约也只有在这所学校里，要是你果真感到了刺痛，才敢扯着嗓子真把伤害给喊出来。眼下回想起来，6年前那场有关北大改革的争论，看似“说了也白说 ”，却并不是毫无遗产的：它就此激活了有关大学命运的普遍忧思。以往，大学里的种种规则和潜规则，打我们来此求学的第一天起，就被视作了天经地义，正所谓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即使后来毕生留存于此，做了一辈子的学术研究，大家好像也未曾想到，要把它本身当做批判研究的对象。可自那以后，正如只有在严重污染的大气中，周遭的空气才更被关切一样，人们逐渐被惊醒了——发现必须睁大眼睛，去警惕种种恣意乱来的改革！

真的，当今多数的败家行为，都是打着“改革”旗号来进行的。这不由使人回想起，其实当年把reform一词译成“改良”时，这个字眼还受到过激进主义的猛烈批判。可晚近以来，在主流意识形态支配下，这个词的中文对称，天然就属于政治正确，只能意味着“改良”或“改好”。而殊不知，所谓reform，无非意味着人为追求的某种“变迁”，其本身并不曾蕴含价值前提。所以，如果从其历史后效来判断，人们的“改革”行为，的确是既有可能“ 改良”，也有可能“改坏”和“改劣”的。说穿了，如果这种行为从一开始就定错了目标，或者更有甚者，如果这种行为从一开始就没有定下目标，只是随波逐流地走一步算一步，那是完全有可能“摸着石头过不了河”的！

我曾撰写过一篇《保护大学生态》，因为忍不住要向人们提醒：决不可只顾兜售经济学的“丛林原则”，而毒化了校园里超越功利的研讨氛围。

还是那位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他曾经当做黑色幽默构想出来一串噩梦：

当我请求至少可以解决我们的财政困难的方案时，我的金融家校友带回给我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说，我应当允许各公司(出价)在哈佛做广告，将公司的标识打上教学大纲和教材，在教室里张贴广告，在商学院的工作日程中向入学学生进行推销，并把经商活动囊括到我们所有的电视或网络课程中。我由于害怕引起资深教授造反而回绝了这项建议，我的财务顾问对此显然很恼怒。不过，第二天夜里他又回来了，带来了一个最终的建议，以免我由于未能及时还贷而在公众面前丢脸。他说，我只需这么做——同意取消最后100名哈佛本科生的入学资格，改把它们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

如今翻着往日留下的书签去检索这段引文，我才发觉，在我们大家的日常经验中，沿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逻辑，噩梦和现实的边界已经相当模糊了，比如前些时爆出的浙大教授包伟民由于交不起“助研经费”而放弃招收博士生的故事，其荒唐的程度就绝对不下于这个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