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一流大学要能对国家起到引领作用

——访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

就在不久前，一篇题为《构建世界一流大学，我们最缺什么？》的文章在首都高校和科研院所引起不少有心人的关注。文章对一流大学的使命和一流大学校长应该是怎样的人，都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文章说：“一流大学要求其校长应该是洞察社会问题症结、深谙其政治纲要的政治家，对社会前途富有想象力与充满前瞻的思想家。”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我国著名的高等教育管理专家、教育家，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教务长，90年代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1999年，他从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的位置上退下来。

这10年，王义遒教授都看了什么，想了什么？作为一个老教育家，他如何评价当今的高等教育？12月13日，王义遒教授在家中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专访。

这30年，应该说北大没有完全辜负我们的国家，还能起到一点引领作用，其中就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王选，一个是林毅夫

中国青年报：您是怎么想到要写《构建世界一流大学，我们最缺什么？》这篇文章的呢？

王义遒：就是为了推荐这本书，《一流大学，卓越校长——麻省理工学院与研究型大学的作用》。这是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查尔斯·维斯特13个年度报告的汇集。看完这本书后，我觉得中国的大学校长能够做到那样的还不多。

这本书上的一些观点，其实我们以前也提出过。北大正式提出建“一流大学”是在建校 100周年前后。实际上，早在1986年我还任教务长时，就提出建“一流大学”了，当时北大校长是丁石孙。我们提出这个就是想给全校教职工设置一个向上的目标，激励一下人心。但是我们为此挨了批，因为我们没有提要建“社会主义一流大学”，没有表明阶级性。后来到1994年，我们又正式提出来，这回不仅没问题，国家还投资支持了，“211工程”也启动了。

中国青年报：您看北大现在是“世界一流大学”吗？

王义遒：我看还差得远。说实话，我对现在一些关于一流大学的文章很看不起，太急功近利了，很庸俗。总是提要有多少诺贝尔奖得主，没什么意义。

我有个观点：如果一个国家离世界一流水平太遥远，这个国家就不会出世界一流大学。如果这个国家的大学是一流的，那么这个国家一定也是一流的。大学是一个国家科学文化的标志，真正的一流大学要能对国家起到引领作用，一流大学的水平和高度应该代表这个国家的水平和高度。

引领不是领导的意思，而是指大学能够影响整个国家的时代思潮。北大如今在中国还有点地位，并不是因为北大现在的科研成果多么了不起，而是北大曾经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五四运动”也好，“新文化运动”也好，都是代表了时代的方向。

具体点儿，看一所大学是不是“世界一流”，只要看你们学校有多少外国留学生就行了，这些留学生不是为了学你的语言历史或为了做生意，而是来老老实实地学你的科学技术的。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就表明你在人家眼里有地位了。

中国青年报：北大现在具有这种引领作用吗？

王义遒：这30年，应该说北大没有完全辜负我们的国家，还能起到一点引领作用，其中就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王选，一个是林毅夫。

为什么这么说呢？王选是中国高新技术发展和自力更生的一个代表，让我国的激光照排从无到有，这是一个贡献。但最大的意义还不是这个。汉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鲁迅等中国文化先进人士认为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解放后我国的文字改革，也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开始的。先是汉字简化，然后是要拉丁化，就像现在越南的文字一样。现在汉字完全翻身了。因为王选等人的努力，计算机中文操作比英文还方便，优势越来越明显。要是汉字真的拉丁化了，中国文化的传承会存在很大问题。你看现在的韩国，他们古时候用的是汉字，现在相当于拼音字母了。他们的年轻人很难继承古时的文化了。将来世界肯定是各种文化融合的。如果中国的汉字也拉丁化了，我想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会少得多。

在经济上，林毅夫等人的贡献很大。他们一直在研究“三农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是他们提出的，就是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不照搬美国模式。中国农民这么多，如果走西方那种城市化道路，负担太重了。当然，我们农村最终会走向城市化，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会是个新路子。市场经济并不能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从现在全球经济危机就能看出来。我看到北大的一批经济学家正在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这种探索会对将来的中国有很大意义。

一个大学，能够真正站在国家发展的前沿想问题，并能够把国家引向一流，那才是一流大学。从这个角度看，北大还在起到一定的引领作用，虽然没有过去“新文化运动”影响大。

这30年，对于大学来说是一个转折

中国青年报：1978年3月18日，中国科学大会举行，这被称为科学界春天来临的标志。30年来，作为一个见证者，您怎么看我国大学的发展？

王义遒：这30年，对于大学来说是一个转折。

我们当时探讨了很多大学应该怎么办的问题。1917年蔡元培办北大，主张大学是做高深学问的机构，把科学和技术分得很清楚，这是欧洲模式。欧洲模式进入美国后，又有很大进步，美国把科学看成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很强大的力量，把科学和技术结合了起来，这就是美国模式。美国很多州立大学，都是为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而建立的。1925年，我们的清华大学就是按照美国模式办起来的，可以说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从欧洲模式转向了美国模式。但到了解放后，我们开始学前苏联，等于又绕回欧洲模式，综合大学重新回到“象牙塔”。

改革开放后，我们发现前苏联模式有很多问题，比如过分强调专业教育，专业划分过早，口径很窄，学生毕业后只能从事狭隘的专业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后，北大理科出来的学生很难从事专业对口的工作。我国推行市场经济之后，原有的办学模式很难适应。1988年，北大提出教学改革的“十六字方针”，即“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现在差不多成了全国的方针。可以说，这 30年我们大体上又回到了美国模式上。

中国青年报：我们很多大学都在争做世界一流大学，争取的办法就是向美国大学学习。您觉得这样合适吗？

王义遒：美国的教育体制应该说是比较先进的。美国变成世界一流国家，和他们的教育体制是很有关系的。但是也不能完全照抄美国，我们的文化传统不一样，中学教育也不一样。美国中学生的数理基础太差了，语文功底也不好，他们也迫切要改革。

中国青年报：既然美国大学模式比较先进，为什么不能照搬？

王义遒：这里有一些文化的因素。美国的教育，从下到上是相当自由的，我国小孩子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听话。我第一次到美国去，看到他们真是不管小孩，小孩坐在地上吃土，就让他吃去。在一定程度上，这对发扬个性有好处。但我想，太放松了对成长也不利。“教不严师之惰”，这句话还是对的。我回忆自己成才的过程，中学还是相当关键的，“严”至少对我有好处。

要做好一流大学的校长，就应该有一流政治家的眼光，起码是个思想家

中国青年报：对于美国大学，您最欣赏的是什么？

王义遒：总体上来说，美国大学办学上比较自由，而我们现在校长的自主权太少，上面规定的条条框框太多，很多事情也都是上头包办了。这是我们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总是评名课、名师、名专业，学校忙得团团转，根本就没时间抓应该抓的事情。你去问大学校长，他们都说评名师名课不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但他们还是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你不去申报、不去评，你的学校就没有被承认的“名师”、“名课”，连“国内一流”都够不上。

还有一点，我们的大学还是缺钱，评这评那弄到了钱，总比没有好吧。所以大家有意见也不敢提，怕丢了这笔难得的额外钱。其实，多数大学校长还是知道本校的教学质量应该如何提高的，给了钱让他们放手去做会好些。抓教学质量，做表面文章不行，搞虚的更不行，让大家挖空心思搞包装，更贻害无穷！

我非常佩服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维斯特。他给人感觉好像不是一名大学校长，更像一位美国总统。他考虑美国的问题、世界的问题，考虑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才能让美国领导世界。你要是一流大学，你培养的人是要领导国家的，所以你也要有国家的、世界的眼光。大学校长没有这个眼光，能培养出有这种眼光的学生吗？

大学校长应该是政治家，这句话提出来，很多校长可能会反对，似乎政治家就是政客。但说实话，要做好一流大学的校长，就应该有一流政治家的眼光，起码是个思想家。像维斯特，他的气派就很不一样。麻省理工有大约2000门的课在网上公布了教学资料，全世界都可以看，这是要有魄力的。北大现在还做不到，老师会说这是我的知识产权。不过，如果我有课件，我会全部公布出来的，你抄就抄呗，因为我的东西会不断更新，大家还可以更多地交流，这就是有底气。

中国青年报：大学校长应该是政治家、思想家，对我们现在的大学校长来说是不是要求太高了？

王义遒：我们不是没有人才。就拿和我同时代的校长来说，像南京大学的曲钦岳校长，复旦大学的杨福家校长，南开大学的母国光校长，他们都对北大建设发表过看法，都很有思想，很有见地。我评价大学校长的标准，就是看他办学思路是不是清楚，是不是有自己真正的想法。我不大赞成搞大学指标这一类的东西，科研经费、论文数，肯定是大学校长要想的，麻省理工的校长也会想这些问题。但成天只想这些，我想这个校长很难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