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地位的转变

写好的课文会在小组中传阅，并以会议的形式进行讨论。王宏志所在的历史组由人教社资深专家苏寿桐带队，有16个人。

“落笔之前的总体编写原则，就无法形成统一意见。讨论来讨论去，发现很多问题没法解决，需要请示。”王宏志说，原本历史学界的很多定论在文革期间被“极左”思潮弄得很混乱，大家觉得很多文革期间的用词都无法使用，需要中央高层统一意识。

针对儒法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内部的路线、历史教材的下限等六大问题，历史组反复酝酿讨论，最终将自己的看法综合，起草了一份名为《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呈递中央审查。邓小平批示“原则同意”，这才定下了很长一段时间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基本准则。

在很多具体历史问题上，历史组成员都存在争议。王宏志就对当时朝代章节的划分持不同意见，她认为秦汉应该作为单独的章节，与战国分割开。“但我是里面最年轻的编辑，那些老师坚持己见，我资历太浅，插不上话。”王宏志笑着摊了摊手。

“毕竟文革那么多年，一直受‘极左’的思潮影响，当时大家还是小心谨慎的。”王宏志说，并不是所有的历史都一下子扳了过来，孔子的情况就是如此。

只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才明白“批林批孔”的浪潮是多么的汹涌，“孔老二”的名声有多臭。1974年北京市小学常识课本，就直接将《反孔和尊孔斗争的故事》作为历史教材。

1978年3月第一版、6月第一次印刷的教材中，对于孔子一章的标题仍然是“孔子的反动思想”。正文中提到“他提出了一套挽救正在崩溃的奴隶制的反动主张，创立了儒家学派……孔子的反动思想，后来被统治阶级改造和利用，成为维护封建制度和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当时历史组内部就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不少人提出应该对孔子有更加客观的评价。

仅仅9个月后再次印刷的教材中，标题已变为“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不过在肯定孔子的同时，特别强调他维护等级制度，表述并没有质的变化：“孔子的思想，后来被统治阶级改造和利用，成为维护封建制度和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

1986年版中，对孔子思想“精神工具”的提法也被取消，表述为：“他的学说后来成为我国2000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

2001年版中，标题变为“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对他给予充分肯定：“后来，孔子的学说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影响极大。”

这一系列的改变，缘于时代的进步和人们历史观念的改变。不再需要中央高层特意“打招呼”，王宏志等人也不必再屡次向上请示。“思想越开放，改革开放越深入，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认识才更全面，评价也更客观。”90年代已经从人教社副总编位置退下来的王宏志说。

爱情诗进入教材

于红艳1982年毕业后，被分配回家乡江西上饶，在一所市重点中学当历史老师。头几次登上讲台，让她自信心很受挫。因为她觉得手中的这本教材很难，自己没把握了解透彻，更不用说教学生了。有前辈安慰她说，不只你一个人觉得难，很多老师尤其是理科老师都有这样的反映。

这一时期，人教社陆续收到各地的反馈，表示78版十年制的教材内容过多过深，老师们吃不消。

“我们有些低估了文革十年对师资力量和基层教育设施的摧残，而且，编辑们太想把更多更新的知识传授给孩子了。”一位人教社前任领导总结说。之后，教育部采取了改变学制、精简内容等多种措施，出版社也对教科书进行了多次修订和改变，以缓解这种状况。

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随之教育部颁布了新的课程计划和教学大纲。人教社开始编写酝酿已久的“九年义务教育教科书”，希望编写一套难度适中，适用于全国大部分地区、大部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全新教科书。这套书的显著特点是从32开的小本变成了16开的大本，同

时增加了大量的插图，生物、历史、地理等科目采用了彩色或双色印刷。看着就漂亮了许多。

这套教科书贯穿了整个90年代，几乎所有“80后”都使用这个教材。今天，这些“80后”逐渐进入社会成为时尚文化的主流，“九年义务教育教科书”中的一些特色被追捧。高中语文教科书收录的《致橡树》，来自于现代诗人舒婷。这首现代爱情诗歌进入中学语文教科书，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讨论。

人教社中学语文室的编审庄文中还记得当时的争议，甚至在他力主选用该诗时，就有同为编审的同事表达了担忧。“我就对他们说，改革开放嘛，试验了再说。结果，教学效果很好，师生都喜欢。”庄文中说，当时的语文教科书里并不缺乏爱情题材，比如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国古代的《孔雀东南飞》，但都是爱情悲剧，应该有一篇意象鲜活、更具人性化的现代爱情作品。

让庄文中高兴的是，当时河南一所中学，语文教师在讲述《致橡树》时，还引导学生自己创作有关爱情的作品，并将这些作品寄给了舒婷。舒婷特意给他们回信，让师生都非常兴奋。

“高中生已经有了自己的世界观，引导他们学习优美的爱情诗，高雅一点，总比唱‘爱死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好多了吧。”庄文中赞成引入文学性强的作品进入中学语文殿堂，比如金庸小说、先锋派文学等，在选读教材中供学生阅读，以激发学生对文学、情感的多元感知。

2000年春天，江泽民特地调阅了人教社出版的中学历史、地理教科书。随后，他指示全国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人手一套，加强史地知识的学习。这让人教社编辑们欣慰和兴奋。

随着新一轮的课程标准系列实验教科书的逐步推广，2003年之后，这套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教科书淡出历史舞台。

教材的百家争鸣

今天，于红艳已经成为学校历史教学带头人，特殊的经历使她对教科书的发展保持着关注。在她看来，现在的历史书和30年前相比变化太多——最早只要是农民起义，就肯定有大量篇幅，现在只剩下陈胜、吴广以及李自成。

在人教社根据教育部新制定的《历史课程标准》所编写的2001年版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讲授抗日战争的一课名为“血肉筑长城”，其中的重大变化，即以“全民族的抗战”的线索统摄全文，取代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贯的表述方式——“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同样的描述变化还包括洋务运动、义和团等等。

于红艳甚至不习惯了。多年来对历史词汇的学习和积累，让她有些无所适从。

更让于红艳不习惯的，是除了人教社的教材外，其他几十家出版社也开始出版教材了。

这个改变从1986年初见端倪。人教社编审一体的制度被打破，为了使教材多样化，以适应全国各地的需求差异，教育部成立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统一规划和审查教科书。不同出版单位甚至个人都可以根据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只要通过国家教委的审查，就可出版并流通。

针对中小学教科书，国家和地方还先后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包括选用制度改革、限价措施、发行招标、教科书循环使用等等。

于红艳倾向教科书实现真正的有序竞争，毕竟竞争有利于全面提高教科书的质量，最终学生受益。当然，她对于历史教科书的改革还有更多期待。

王宏志、庄文中正打算和人教社的老同事们一起，编写一部《新中国教材史》，记录教科书这些年走过的路，以及自己或者更多人，和教科书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