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某某政府单位或个人获颁“重奖”的新闻屡见不鲜，对于公众而言，对作为掌握公共资源的行政机构，如何颁奖、如何获奖、奖金从何而来、如何使用等却不甚明了，而如何规范这些行为也成了大家关心的问题。

行政奖励，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对工作表现突出，有显著成绩和贡献或有其他突出事迹的单位或个人，依据有关规定给予的奖励。不久前，《公务员奖励规定》新鲜出炉。作为《公务员法》的配套法规，《规定》的颁布，无疑会使公务员奖励制度进一步规范化、明晰化。

然而，对包括公务员在内的各种行政奖励的讨论，并不会因此规定的出台而画上句号。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视线，已经开始聚焦到行政奖励这个特别的“蛋糕”上。最近，中组部副部长、人事部部长尹蔚民提出，要抓紧研究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和政府奖励制度框架，启动行政奖励法、国家勋章法的研究论证工作。另据了解，有关部门现已成立立法小组，正在加紧研究建立政府奖励体系。

重奖蔚成风气

退出“黑三甲”获奖百万元

2007年5月，山西的一则新闻拽住了很多人的眼球。

山西省环保局和省财政厅针对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工作，联合制定出一项具体的奖励办法，对考核排名前移城市给予重奖，奖金最高额度可达200万元。

奖励对象以个人为主，主要为各环保重点城市的地市、县(市、区)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分管领导，环保部门领导及有关人员，相关部门领导及有关人员，重点城市中对改善当地环境有突出贡献的企业领导及有关人员。资金来源，主要为省财政专项列支。

果然，以铁腕治污而退出全国污染严重城市前三名，也就是所谓“黑三甲”之列的阳泉市政府成了“重奖之励”下的首个“幸运儿”。2007年11月，山西省政府发出文件，对阳泉市重奖100万元。

其实，山西这样的“大手笔”在全国并非首例。早在2004年8月，广东省便从当年起，对县域经济发展快、财政任务完成好的县级领导班子进行重奖，最高额可奖励500万元。

重奖措施实施后，在广东省2005年公布表彰的名单中，包括连平在内的47个县(市)获得2004年度县级领导班子奖励，其中有14个县(市)的奖金超过了100万元。

此后，国内一些省市也相继采取了重奖公务员的举措：

――2005年9月，辽宁省公安厅设置100万元大奖，犒劳综合成绩排名前5名的市局局长，符合条件的每名局长分别得到20万元奖金；

――2007年2月，在广西南宁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当地相关领导表示，对计生工作干得好的县区党政一把手奖励最高3万元；

……

一时间，“重奖”似乎成为一种风尚，而因此引发的各种讨论也不绝于耳。

特殊激励？谬赏主义？

会不会抽掉责任和义务的底线

山西的“重奖”之举一出，招来一片反对声，网上的“声讨”言辞颇为锋利：

治污不是政府的职责吗？就像保安必须守好大门、医生应当认真治病一样，本来就是分内之事嘛！做不好就该问责！

靠重奖本身就是一个应急行为，不符合法治国家的要求。如果都要靠奖励才能把工作干好，那人民公仆何在？

……

一些身受污染之害的人则认为：别说奖励200万，奖2000万都行，只要能把环境治理好！

争论中，有一种声音甚为特别：与其说是奖励，不如说是“谬赏”！重奖实则是一种谬赏主义！

谬赏一词，出于唐代名臣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中的“不能谬赏，不要滥罚”。诚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所言，所谓“谬赏主义”，实际上是通过将应该的提升为需要褒奖的，将不太应该的模糊为应该的，而一步步逼退了社会生活的底线。当“应该”的行为受到褒扬，履行应当的责任和义务被誉为高尚，普通的职务性行为被加以表扬，实际上也就将众多人普通行为的责任和义务底线抽掉了。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刘旭涛表示，应当正确认识行政奖励的功能和作用，针对公务员的奖励应严格区分公务员的职责、职权以及相应的报酬福利等方面的关系。对于本身属于职务、职责行为范围内的事情不宜“重奖”，否则效果会适得其反。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认为，针对一些地方政府或行业存在的滥施奖励、门槛过低的做法，在行政奖励的立法过程中，应该加以规范，从而体现奖励的严肃性和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