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新农村文化建设，必须有新型的农民。新农民，必须有文化，有知识，教育便是提高农民素质的一条必经之路。

袁桂林：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构想，即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全面推进新农村的建设。新农村的建设不是政府建设，也不是城市人下乡建设，其建设主体是广大农民群众，当然农民这个概念也是历史概念，确切讲应该是农业生产者。可见，农民群众不仅是“三农”问题的核心，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农民怎样才能不辱使命，新农村建设目标怎样才能真正实现，这些需要我们从分析农民素质入手，在提高对农民的教育中找到答案。

新农民的基本特征是有知识、有文化、懂科学、善管理。教育便是提高农民素质的一条必经之路。以前在农村我们比较强调对农民进行反封建迷信教育，文化科技素质教育仍然值得重视。这方面教育我们已经有很成功的经验了。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讲农民还是弱势群体的情况下，农民教育的重点也应该从农民自身利益出发。

首先，农民教育要进行维权意识教育。农民的贫困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贫困，农民维权意识的淡漠才是更大的贫困。农民维权意识增强了增收才有保障。农民维权意识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维护土地的使用权。农民土地不是“唐僧肉”，谁都想伸手占便宜。农民面临的这种尴尬局面，需要教育农民自己主动维权。农民维权意识提高了才可能投入到新农村的建设中来。

其次，文明乡风教育。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讲文明礼仪和道德新风。在农村许多富于道德情感的淳朴的乡风民俗依然存在。为了维护和弘扬传统文明乡风，排除形形色色价值观的诱惑和不利影响，就应该加强对农民进行有关传统美德教育，优良文明乡风教育。以德治国，以德治乡，以德治村。现在，对农民进行文明乡风教育就是要建立一个诚信的社会，其意义远远高于契约关系。农村社区需要在农民的伦常关系基础上，通过深厚道德情感来巩固和维系。有些农村开展的创评“文明信用农户”活动，增强了农民的信用观念，提高了信用贷款的安全度，解决了多年来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农民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取得了很好效果。这就是道德文明的力量。农村文明乡风教育还可以成为我国新时期社会诚信机制建立的基础。

培养新型农民关键是建立教育载体

记者：目前，农村教育确是有不合适的地方，这就需要我们在这方面进行新的探索，建立适合农民需要的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体系。

袁桂林：近年来，在减轻农民负担，压缩农村行政编制方面成效比较显著，但是，农村原有的文化教育机构、人员也被解构了。这样愚昧无知，甚至不良文化就有了可乘之机。因此，发展农村教育关键是整合农村教育资源，建立新的教育载体。我认为,近期应该结合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建设农村社区文化站;远期应该发展农村高等教育。

关于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问题,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撤并一些农村中小学是为了缩短基建战线,减少农民负担,节约教育经费,优化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但是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从农民的角度来看,却是教育成本的增加,因为他们要解决交通和食宿问题。另外,没有从新农村总体建设考虑问题,即农村教育改革如何才能与农村的社区建设结合起来,统筹兼顾。很多村落,因为生源减少,村小被撤销了,村镇里面的文化机构也就没有了。我想,农村小学虽然层次不高,但毕竟还是农村的一个文化机构。农村社区教育还要有个载体。所以,布局调整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事情,要有多个部门共同协调商量。教育部门考虑的是教师优化组合,加强教师之间的交流,减轻教师的负担,但是我们更应该从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来全盘考虑,将农村学校校舍改造成农村社区的活动场所。

前不久,文化部领导表示,中国今后将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将农村文化建设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到2010年,实现县有文化馆、图书馆,乡镇有综合文化站,行政村有文化活动室。如果教育部门和文化部门两个积极性结合起来,破除过去隔部如隔山的局面,农村文化活动场所就容易建立起来。政府对农村社区文化投入的经费投入到村小,村小保留下来了,可以白天上课,双休日、晚上和假期变成社区文化活动站,一举多得。

至于,在农村发展高等教育问题,更应该引起国家重视。

农村文化建设应该靠内生

记者:能否谈谈您对发展农村高等教育的理解?

袁桂林:农村文化建设的文化基础,不是依靠外援“流动的大篷车”实现的,主要还是应该靠内生,即有扎根在农村的高等教育机构来保障。

我国高等教育机构布局很不合理,过分集中于特大城市。在许多城市,大学建设很豪华,而农村高等教育机构还是寥寥无几。这是城乡教育发展巨大反差的缩影。很难想象文盲充斥的农村能够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很难想象农民教育可以缺少高等教育载体而仅仅委托给农村中小学校;很难想象一个农民为了提高自身素质,要用较多时间,花费较多路费,赶到省城或首都接受教育、培训。空间上,没有高等教育星罗棋布的分散布局,利于农民教育的终身学习化社会就是一句空话。任何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都取代不了直接的师生面对面的教育过程。因此,应该从缩小城乡差别的战略高度在农村发展高等教育。

在中国历史上,私立的声名显赫的书院基本是分散布局在祖国各地的,然而,到了清朝,“新学堂”兴起,“乡绅”开始搬迁到城市,书院衰败,城乡教育差距越来越大。我们要总结历史文化遗产,促进民办高等院校在农村城镇开办起来。国际上,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布局也是相对分散的,这方面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在农村发展高等教育也需要各部门协调配合。如何将国家不同职能部门分别考虑的工作综合规划是关键。例如,高等院校扩招建立分校,私人团体投资办教育,企业向原料产地延伸发展,国家的小城市发展规划,新农村建设等等,一个个契机协调整合,就可能在农村把高等教育兴办起来,使农村文化建设有长效的、内生的动力来源。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反过来,又会推动农村文化的发展,促进他们对文明、教育更高层次的需求,这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内容要求所在。

点评

文化外在于人,通过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教育显然是这种文化传递的有效形式,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

文化的浸染总会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之中。许多文化人是从乡村走出来的,乡村文化给了他们最初的成长营养。

今天的农村,仍保留着一些传统文化,我们称之为文化遗产。遗产一词,总让人有着心酸的感觉,它在渐渐老去,它在慢慢消失,它快要被人遗忘了。老年人守望着这片故土,农村中的年轻人向往的是城市,他们追赶着城里人的物质生活。

显示现代文化的一些数据让我们心痛:2004年全国共有720个县级图书馆无购书经费,占公共图书馆总数的26.4%;2004年全国县级图书馆人均藏书量仅为0.12册,低于全国图书馆人均藏书量0.3册,更远远低于国际图联人均1.5-2册的标准;多数县级电影公司难以正常运转,县级剧团有名无实。

农村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供给显然不足。

在这背后,是教育的不到位。义务教育城乡发展还不够均衡,职业教育刚刚走出低谷,日常生活缺少文化氛围。

面朝黄土背朝天,这种简单的生活已远远不能满足今天农民的需求,建设农村的新文化,需要那些生于斯、长于斯,有文化、有知识的新型农民。

农村文化建设需要时间,需要高素质农民的参与。教育,便是基础。没有需要它的人群,何来文化的发展?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改变生活。毫无疑问,知识的补给,眼界的开阔会对一个人产生很大影响,以至改变其消费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我们很欣喜地看到,对农村文化、教育的投入在大大增加,形式不断扩展,这是一种正向的互动。

教育无形,农民对文化的向往、关注、参与度在逐渐加强。一方面作为传承文化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作为创造文化的手段。各地都在实践着,有地方以文化节、文化村、文化室为载体,激发了农民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使农民真正成为先进文化的享受者和建设者——改造传统节日,自娱自乐,自我教育;挖掘特色文化村,整合文化资源,加深认同感;挖掘身边的优秀文化,承接健康的外来文化。

教育的提升,引导着农民对文化追求的提升,对文明生活的向往。（靳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