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学解读 -- 中国发展门户网

27年的中国经济改革狂澜不仅荡涤了农民的小生产思维，而且抛弃了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生态。于是，在历史发生变化的瞬间，我们听到了“农民工”进城的汹涌脚步声，看到了黑土地上拔起的红砖瓦房，还有华西村、南街村等一个又一个的耀眼“明星”。但是，如果以此为据得出中国农村蓬勃发展和经济繁荣的结论，那么就未免太单纯了。

如果说三年前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那“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呐喊让人觉得有点言重的话，那么今天弥漫在我们周围的权威且沉重的信息则使我们很难对农村给出乐观的结论。“中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在1995年时为2.5倍，到2003年时扩大至3.23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获得的各种转移支付和补贴等，实际的收入差距则达5倍”，国情分析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的研究结论振聋发聩。

城乡间落差源于制度性扭曲。在中国难以割舍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始终扮演着“献血”的角色。计划经济时代每年高达上万亿元的价格“剪刀差”让农业长期处于被掠夺地位；即便是改革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为了支撑起日益膨胀的工业盘子（除了城市工业外还有乡村工业）和急速蔓延的城市扩张，农业与农村又以大面积的土地流失这一最典型的原始资本积累方式被盘剥。对于中国农民来说，也许最值得自己高兴的就是如今含辛茹苦打晒出来的粮食能够顺利卖出钱来，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追着农产品价格一路攀涨的情况下，从农业身上创造出来的微薄剩余价值却几乎被高昂的生产成本吞噬殆尽。

农业最终产品的被低估直接导致了中国农民至今未能逃脱贫穷。联合国驻华机构曾在《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评估报告中这样写道：“从农村人口的收入增长率来看，中国已经从1990年代初的每年5.7%降到2002年的3.7%，而在这期间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但农业人口的收入增长率反而下降了。”“从人类发展指标看，上海跟葡萄牙这样的发达国家是接近的，但是西藏和贵州的农村地区只相当于非洲的纳米比亚或加纳这样的贫穷国家。”

其实，正如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在2005中国最发达县域经济论坛上所指出的那样，当前农村发展最突出的问题，除了农民收入水平明显偏低之外，基础设施的匮乏和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严重滞后同样成为了国际舆论广泛诟病的话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对中国作出了如此动人心魄的描述：“由于中国实行卫生体制的社会化改革，有70%～80%的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障，这导致成千上万婴幼儿和农村人口等弱势群体不必要的死亡。”社会保障的缺失集中表现为政府投资行为的失衡。资料表明，2004年全国公共卫生总费用4300多亿元，政府投入590亿元，其中84%投入城市地区，而投入农村地区的费用仅占16%。

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一样贫瘠的还有乡村教育事业。同中国教育改革整体式微相比，农民子弟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失去公平机会恐怕是目前中国教育最大的悲哀。我们姑且不论那些多如牛毛的农村失学儿童和辍学初高中生，仅以笔者所在的大学为例，每年新生中20%的农村贫困学子所组成的校园“灰色风景”，总让人无法得到片刻的安宁：平均每天只有2～3元的生活费，冬日里没有棉衣包裹的单薄身躯，还有在城市孩子面前始终难以抬起头来的自卑……。所有这一切无疑是农村、农民在整个社会失去公允的微缩。

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伴随农业衰落和农村凋敝的现象比较普遍。而这种生态结果在长达数十年“以农哺工”的中国体制环境作用下尤显剧烈。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只要农村还是贫困、愚昧、绝望的汪洋大海，那么部分地区的繁荣将成为漂浮的冰山，而我们的未来将笼罩在不确定的阴云之中。

发展思路的转换

当人均GDP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时候，往往是一个社会矛盾聚集和丛生的特殊时期。中国城乡二元经济制度不仅制造出了城市与农村的生态反差，更创造了一个角色对抗与利益冲突的敏感地带：处于城市边缘的“农民工”基于追求城市生活的冲动，在失去任何社会保障的情况下，极易产生对已经进入小康生活的城市市民的挑衅和侵犯。我们可以将“农民工”诸如此类的行为视为非法，但事实已经证明，一切的“围追堵截”都无济于事，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案恐怕还必须回到振兴农村。

有一种观点十分流行：通过加快城市化的节奏，吸纳农民向城市转移，从而推动农民的富裕和农村的发展。的确，城市化是一国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其经济现代化也主要表现为人口的城市化程度。但在正视与顺应这一趋势的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中国特殊的国情：到202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使降到45%，仍会有近7亿人，到203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30%，还有5亿人生活在农村。结论显然是，城市化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如果不在加速城市化进程的同时振兴农村，长期存在的大量农村居民将可能被排拆在现代化进程之外，这不仅使国民经济缺乏消费拉动力，而且更严重的是将形成尖锐的社会矛盾，甚至会打断现代化进程。宏观政策的设计显然不能脱离这一最基本的主调。

值得欣慰的是，从明年开始到“十一五”期间由政府牵头，利用公共财政资金向农村投资，开展三大工程建设：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65万个行政村、320多万个自然村的道路、供排水、新能源、通讯、广播电视、校舍、卫生院（所）、厨房、厕所、圈舍等基础设施，以村为单元进行连片、整体、全面改造建设；对农村垃圾处理、环境绿化、公共场所建设进行投资；为农民免费设计适合各地民俗民风的各种类型的住房，并对农民按新村规划建设住房给予一定比例的资金补助。

———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构建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争取用三到五年时间让农村中小学生享受免费九年制义务教育；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构建真正的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农民建立大病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贫困救助制度。

———农民增收工程。帮助农民调整农业、农村经济结构，增加农民收入。比如政府继续支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建设和进一步完善农产品批发和交易市场；进一步增加和完善对农业、农民的补贴制度；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力度，扩大培训范围等。

无疑，“新农村建设”形成了对公共财政支付的强大需求。而这一点已经在高层形成了共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日前明确表态，中央财政今后将通过转移支付途径重点支持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也提出，政府在今后一段时间要把国债的主要部分、国家政策性金融的主要部分集中投向农村基本设施。诚如斯，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走到我们面前也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与农村一起飞

从“十五”中走来的中国经济采撷到了GDP年均增速超过8%的丰收果实，但同时也遭遇到了通货紧缩的严峻挑战。有权威分析报告表明，最晚到今年第四季度，我国的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将由正转负，而且今年全年和明年也可能全为负数。

拉动中国经济上一轮急速扩张的出口和投资已日渐式微。城市钢铁、水泥、汽车以及房地产由于明显的投资过热已经出现了产品过剩，并且成为了产业政策风险警示的目标，它们对国民经济的“发动机”作用日显疲态；出口方面，加入WTO五年来中国所拥有的存量需求能力得到了迅猛释放，而且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不断加大，今后出口增幅必然降低，通过出口增长拉动经济发展的可能性逐渐丧失。这种情态决定了内需式消费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向。不过，作为强大消费力量的城市居民消费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边际递减趋势，其边际消费倾向从1995～2000年的73.1%下降到2000～2004年的69.5%，依靠城市居民的增量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剩余空间显然不大。因此，启动占全国总人口69.6%的农村消费就成为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希望。

这种推理在“新农村建设”中获得了比较充分地解读。以新农村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道路、电网、自来水建设项目一般较小，使用的物质投入以国内企业供给为主，对扩大内需的直接刺激作用十分明显。资料表明，今后一段时间内，如果每年通过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将农村的社会消费品增长率提高到15%左右，“十一五”期间农村每年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新增贡献将达2个百分点以上。

据此，国家相关部委已经在农村打出了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拳”。国务院在日前下发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流通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国家鼓励优势流通企业用连锁经营方式完善农村流通网络，开展农产品连锁经营试点。对试点企业开具的普通发票作为进项税额抵扣凭证；对试点企业建设冷藏、低温仓储、运输为主的农产品冷链系统的，可以实行加速折旧。商务部提出要在全国部分县市开展“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建设试点，计划三年内在试点区域培育25万家农村连锁超市。日前，商务部已会同财政部共同下发文件，对参与“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的企业给予资金支持。

显然，对于国内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而言，“新农村建设”无疑是一次重要的投资机遇。有专家算过这样一笔账：“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至少为3万亿元人民币，根据政府的“投资乘数”原理，仅此一举就可以为相关企业制造5～6万亿元的投资空间。与此同时，作为农业产业化链条最重要环节的龙头企业建设也将成为今后政府引导企业投资的重点。如果国内企业参与到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来，并能在玉米加工制品、乳制品、肉类制品、果品、蔬菜等基础产业上率先突破，完全可以拿到50～100亿元的年销售收入业绩。

不过，笔者最后还想指出，如同许多人感情上并不能接受将“新农村建设”看成是扩大内需的“救急”之举一样，当经过重新武装后的农村释放出浓浓市场机遇之时，国内企业不能仅从纯经济的角度进行精打细算，面对渴望发展、祈求脱贫的农村和农民，企业应该更多扛起的是社会责任。也许只有这样，才能真实突现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时代内涵。 □ 张锐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经济学教授）

来源：中国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