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创新任务很重，既有体制和机制上的创新，也有制度上的创新，更有改革推进方式方法上的创新。

创新再分配手段体现社会公平目标

1、初次分配要继续坚持市场导向改革

初次分配引入市场机制，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取得的重大成果，也是收入分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同初次分配市场导向改革不到位密切相关的。比如，垄断性行业的收入分配同市场脱节，既是收入差距不合理扩大的重要因素，又是分配不公的主要表现，更是分配秩序混乱的根源之一。

初次分配继续坚持市场导向改革，重点应放在国有单位的收入分配改革上：

一是继续推动垄断性行业的收入分配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工资收入要同劳动力市场价位相一致，即以劳动力市场价位为参照系，理顺国有垄断企业内部的工资分配关系。对于低于劳动力市场价位的关键岗位或工种的工资收入，按照“留住人才”的基本要求逐步提高；对于高于劳动力市场价位的普通岗位或工种的工资收入，可维持现状，但决不允许随关键岗位或工种增资而再增加。经过三至五年的改革和调整，使国有垄断企业内部的工资分配关系趋于科学、合理。

二是推动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如同事业单位盈利能力及其生存状况千差万别一样，事业单位之间人员收入水平也参差不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有两条：其一，事业单位的工资分配同市场脱钩，即工资收入不是依照劳动力市场价位确定的，而是仍然依照行政方式认定；其二，事业单位将其经营或创收收入，或部分或全部用于收入分配。从理论上讲，事业单位无论转制或改制为营利性机构，还是改组为非营利机构，其工资分配都应同市场接轨，在这方面，二者不存在任何差别。工资收入的高低，不应当取决于所供职的单位，而取决于所从事的职业。只有根据劳动力市场价位，才能判定收入水平的高低。对于非营利机构来说，应根据事业发展的需要决定聘用何种人员，并根据自身的财务状况确定聘用多少人。至于事业单位将其经营或创收收入用作收入分配，这是由目前事业单位工资收入确定的非市场方式造成的。根据国际经验，非营利机构也会有盈利，但盈利部分既不能用作投资分红，更不能用于收入分配。做出这样的制度性安排，前提是工资分配同市场接轨。非营利机构在同所聘人员的契约中，对工资收入规定得很清楚，无论其是否盈利，都不会再同工资收入发生任何关系，该给多少就给多少。

三是推动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公务员法》已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获得通过，并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引人注目的就是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公务员将实行国家统一的职务及与级别相结合的工资制度。在审议《公务员法》草案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们曾提出一些中肯的建议，包括公务员工资实行属地原则，期望借助贯彻落实《公务员法》，能在全国范围内理顺公务员工资分配关系。

四是稳步推进公车改革。建议把公车改革纳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视野。其方向应是交通费用货币化、工资化，最好结合公务员工资改革，将交通费用一步到位理入公务员工资；同时，应实行公务用车社会化，一步到位取消公车和机关车队最好，确有困难可分步实施。第一步要关闭旧制度的大门，机关公车不再更新，新提拔的领导干部一律不配车，鼓励已配车的领导干部参加新制度。随公车自然淘汰，所有公务员一律执行新制度。

五是提高收入分配的透明度。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公职人员的收入分配采取了低工资、高福利体制，货币工资虽低，但福利待遇项目很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住房福利制度、社会保险制度等项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国有单位的后勤社会化，福利待遇货币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国有单位分配制度改革相对滞后，一些单位自行设立了津贴、补贴和福利项目，形成了新的单位福利待遇。这些福利待遇名目很多，资金来源不透明，不易监控，应结合深化国有单位收入分配改革，认真予以清理，合理的部分应理入工资，不合理的部分应取消。与此同时，对于国有单位领导干部在住房、交通、通讯等方面的职务消费，也应结合相关制度改革，逐步纳入其工资，逐步改变货币工资不高而职务消费过多过滥的现象。

2、再分配要体现社会公平

10多年前，我们常常听到“一次分配没章法、二次分配没办法”的议论。所谓二次分配没办法，指的是收入再分配缺乏手段。10多年过去了，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应当说，二次分配没办法的状况已被扭转，收入再分配的手段或方式越来越多、范围和规模越来越大、基础也更扎实。但应清醒地认识到，收入再分配改革所面临的任务仍很艰巨。

一是着力解决再分配的“逆向调节”。目前，再分配“逆向调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个人所得税收入中，高收入者的贡献率并不高，相反，工薪阶层却成了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其二，垄断性行业的职工不仅在职时能领取很高的收入，而且退休后通过企业年金等形式也能领取丰厚的退休收入。再分配存在的“逆向调节”，不仅对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极为不利，而且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潜在因素。为此，建议通过改革个人所得税制，以及完善企业年金的税收政策加以解决。

二是进一步完善税收调节体系。目前，我国贫富差距不仅仅表现为收入差距，居民的财富占有形态呈现多样化，因此，对贫富差距的税收调节应是全面的。个人所得税对调节收入差距是有效的，但对不动产、金融资产收益以及财产的继承与赠与，要通过房产税、利息税以及遗产与赠与税等税种来调节，健全从收入分配到财富分配的税收调节体系。开征遗产与赠与税对增加税收收入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可以引导极少数富人向社会转移财富。

三是增加对低收入者或贫困家庭的救助方式。随着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以及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试点，国家对低收入者或贫困家庭的收入救助能力有所提高。但是，低收入者或贫困家庭在住房、就医及子女就学等方面仍面临很大困难，今后应重点研究如何完善廉租房制度，进一步改善其居住条件；实施医疗救助，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建立贫困家庭子女奖学金制度，解决其子女上不起学问题。

四是建立减少和防范老年贫困的长效机制。这些年来，为减少和防范老年贫困，家庭养老、社会保险和城乡低保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们的局限性也正在显现。我国目前仍处于“人口红利”期，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很大，但再过30年，现在的青壮年将步入老年，届时恰逢人口老龄化高峰。为此，建议从现在起就要未雨绸缪，针对目前尚未被社会保险覆盖的人群实施社会保障新计划，积极防范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的老年贫困。（高书生 宋军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