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回国探亲，我与父母居住上海的一个中产阶级的新居小区。从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居住条件上看，确实感到与欧美中产阶级的距离相差不远。然而，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常常把我从这种相似感中播离出来。小区中驻扎着一队年轻的保安人员，年轻的脸庞，矫健的身材，整齐的制服，使我感到好像生活在市政府的办公大院里。他们向每辆驶入的私人轿车行着标准的军礼，他们每周一次的军人般的队列训练，都让我忍俊不住。

曾几何时，成千上万的中国新生中产阶级，突然开始享受到以前只有市委领导才能够享有、才有必要享有的保安服务。庞大的城市保安大军的突起为大批农村退伍军人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农村富裕劳动力又为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储备。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结构的巨变和大量富裕劳动力的存在，为城市保安业的从无到有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然而，如果没有相应的市场需求，城市保安业仍无法平地起飞。那么又是什么东西促成了这种市场需求在中国的从无到有？

我这次回国经历的一件事，促使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我这次没有像往常那样，与父母住在一起，而是在上海一角的一所大学附近租了一间房子。这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新村似的小区，周围遍布着外来人员的餐饮店摊和嘈杂的各色人流。小区门口没有中产阶级新居小区的保安人员，而是由一个似乎是退休人员的值班员，守着一个破旧的小屋。

一天晚上我回到住处，掏出一串钥匙，试图打开两道戒备森严的房门。走廊里的路灯随着脚步震动的消失转瞬熄灭。我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着将不熟悉的钥匙与不熟悉的锁眼乱点鸳鸯谱。为了避免循环使用，我把钥匙从钥匙环上取下，一一匹配。浑身大汗淋漓，总算将两把钥匙插入锁眼，然而却怎么也打不开锁。最后我只能找小区门口的值班员帮助。当我与值班员回到我的住房门前，突然发现我留在门上的两把钥匙不翼而飞。值班员怪我怎能将钥匙留在门上，但我怎么也想不到居然有人在不到十分钟内，在黑暗中发现并拿走了钥匙，我不得不请人重换门锁。

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就不难理解对保安人员和安全设备(防盗锁和门窗上牢狱般的铁栅栏)所产生的需要，也不难找到造成这种需要的原因：大量的城市流动人口，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城市失业和贫困人口的规模，人口流动造成传统邻里关系的消失等。其中，收入分配在短短一代人期间发生的急剧分化，显然是促成了对城市保安需求的根本原因。

如此巧合的是，在经历了有惊无险的那一幕后，马上读到了亚当·斯密关于政府三大职能的论述。斯密认为政府的第二大职能是通过主持正义来保护生命、肢体和财产，防止其受到本国内力量的侵犯。他认为，财产越多便越不平等，从而对财产的保卫便越耗费。然而对财产的保卫又是市场制度得以运行的基本条件。显然，斯密在几百年前便提供了理解目前中国城市中保安市场产生的解释。

收入和财产的分配不均造成了对财产保护的需要，从而保安费用是收入不均带来的经济成本。解放后几十年的收入平均分配，使我们对大锅饭低效率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成本有着深刻和切身的体验，而对于收入和财产的分配不均付出的经济成本，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尝到滋味。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要在绝对平均和绝对不平均这两极之间，寻找一个符合本身国情的折衷点。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分析和计算各种收入和财产分配方式的收益和成本，可以为社会决策提供从经济学角度的思考。除此之外，我们当然还需要考虑各种历史、文化、法律、人口规模、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

在纪念911五周年的日子里，这个题目的意义显然超出一个国家的范围。收入和财产的分配在国际间的严重分配不均显然与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这又给那些富裕国家带来了日益增长的巨大安全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