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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都在寻找迅速走出金融危机阴霾的解决方法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最近,著名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的新著《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一石激起千层浪,而由此引发的“中国制造”崛起是否被终结,以及如何实现中国产业转型的大讨论也进入高潮。
一、重夺制造业优势成为美国战略轴心
金融危机后,美国逐渐加速的“再工业化”以及美国政府对“制造业回归”的强力推动正在改写着全球制造业格局。从2009年到2012年,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了“购买美国货”,《制造业促进法案》,“五年出口倍增计划”,“内保就业促进倡议”等多项政策来帮助美国制造业复兴,并逐渐体现出了政策效果,2011年美国制造业新增23.7万名就业岗位,制造业投资恢复明显,根据制造商协会的预计,美国制造业将在今明两年分别增长4%和3.5%,高于同期的美国GDP增长预期。
今年年初,奥巴马曾发表第三次国情咨文,确定其2012大选竞选主题,并提出由美国制造、本土能源、劳工技术训练与美国价值等4大支柱,建构国家永续经营建设的蓝图,美国甚至要成立贸易执法部门调查中国等国贸易行为,誓言把“流失”的“美国制造”夺回来,这是奥巴马政府欲重振美国经济的重要“轴心”。美国战略意图很明显,其主要是;
(1)回归工业制成品,解决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
长期以来,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不仅仅体现在数量上,更体现在结构上。按初级产品和制成品划分,中国对美出口和从美国进口商品中,制成品所占比重均比较大,但呈现出不同发展趋势。制成品在中国对美出口中所占比重有所上升,而在中国从美国进口商品中制成品的比重有所下降。2010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制成品中,化学产品、机械和运输设备、其他制成品的出口价值占比分别为3.73%、51、94%和44.33%。其中,纺织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12.38%;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上述三大商品价值占比分别为24.07%、57.08%和18.85%。
因此,通过上述数据表明,在中美双边贸易的商品中,工业制成品占比较高。其中,机械和运输设备、纺织产品在中国对美贸易出口的占比最高。如果需要减少对中国向美输出商品的压力,就需要对占比较高的商品类别做有针对性的重点应对。按照奥巴马“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的构想,机械和运输设备等工业制成品的的回流无疑是解决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的关键。
(2)大力度给予政策优惠促进制造业回流
为提高美国制造业吸引资本和投资的能力,美国政府正在通过调整税收政策来降低美国制造业的税收负担,并使暂时性减税措施永久化。美国现行税法规定,美国企业如果继续把国外收入用于在当地投资,便可免缴相应所得税。这是一种鼓励海外投资的税收政策,但显然与当前的美国制造业重振战略相左。早在2004年12月,美国众议院税务委员会就通过了《本土投资法》,规定美国公司抽回国内的海外收益只要在一年之内用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削减债务、回购股票及培训与雇佣国内员工,对其征收的所得税率就将从35%下调至5.25%。
奥巴马在2009年9月宣布实施“税收新政”,取消“本国企业海外投资延迟纳税”的优惠政策,白宫估计新的税收改革计划在未来十年为政府增加税收2100亿美元。这套方案提议改革免征和缓征美国籍跨国公司国外收入的优惠政策,鼓励本国企业多为国内增加就业。例如,目前在中国投资的海外企业所得税率是25%,这与美国的企业所得税率(35%左右) 相差约10个百分点。
此外,奥巴马政府也开始重新审视和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哥伦比亚自由贸易协定、美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这些措施的目的依然是推动制造业回归,即取消把业务转移到海外的美国公司所享税务优惠,促使那些公司把业务回流美国,使其国内制造商能够从政府为促进就业和出口所提供的补贴中获益。
(3)鼓励创新投资与强化技术保护并重,重夺制造业优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美研发投入一直保持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左右的水平上。虽然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财政捉襟见肘,经济基本面难有大起色,但政府研发预算并未减少。2011年即达1480亿美元;企业研发投入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仅微软一家,去年的研发投入即达95亿美元,其中90%投向了极为关键的“云计算”领域。在全球IT企业研发投入30强中,美国有12家。2011年,美国的研发投入占全球份额的33%左右,是中国的两倍半。
与此同时,随着制造业开放程度的提高,美国越来越担心尖端、高端产品制造向海外转移。最近几年美国国内对大型喷气式飞机外购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广泛讨论。美国业内人士担心美国飞机制造技术扩散到外国公司,提升外国企业包括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企业的竞争优势,将损害美国企业独立创新能力。上述担忧反映一个倾向,即美国在加强科技创新的同时,将进一步采取措施保持和强化其技术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