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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新近出炉的《2011年海归就业力调查报告》,揭示了海归的职场生存现状。虽然调查只是以全国7800余名各行各业的海归为样本,不能算多——截止2010年底,仅广州市的海归就超过2.9万人——但窥一斑亦可知全豹。报告说,顺利步入职场的海归们身居要职拿高薪的为数不多,起薪一般在3000元左右,71%的受访者月薪在3000元-10000元之间;月薪上万的人只有15%。与此同时,有相当数量的“海待”(海外归来待业)出现。报告认为,这是“海归对于薪金的要求越来越趋于理性,不会漫天要价”。其实反过来也可以说,这是社会对海归的认识回归了理性。
曾几何时,海归与人才之间几乎天然地划着等号。当然,改革开放之初,出国留学的门槛很高,谁要是能出去,那是令人艳羡不已的;加上国内国外各方面条件的差距都相当之大,肯回来的,可能跟央视龙年春晚导演哈文说的“德艺双馨”差不多吧。然而不知不觉间,外出的门户基本上大开了,一不小心,我国还跃升为世界最大留学生输出国,光广东每年出国的学生就有3-4万人,最大的门槛大约就掣肘在一个“钱”字上面。然而有钱的人家要出去,没钱的人家借钱也要出去,否则如今怎么会有家长期待海归孩子能很快进入大企业拿高薪以“收回成本”之说呢。耳闻目睹,有些家长估计自己孩子在国内考不上大学或考不上好大学的,算盘一拨,才走一条出洋的路。再加上“西太平洋大学”那类的野鸡学校鱼目混珠,国门都不用迈出即可披上一身洋皮,唐骏先生的“西太”校友不是被网友翻出了一大批吗?有名有姓有工作单位,唐骏灰头土脸了,未知那些人的风光指数如今怎样。把这些情况归结到一起,如果对海归不稍加甄别,仍然以“人才”的老眼光视之,肯定要走眼了。
前文所以用“回归”二字,是因为从前对海归的认识就有理性的一面。钱锺书先生《围城》里方鸿渐、韩学愈都是海归,两人还同是“克莱登大学”的校友,买张假文凭,就回来蒙事了。方鸿渐算老实,任何时候都不宣称自己是博士,求职(包括三闾大学)材料也讳言这一点;韩学愈就不同了,借此招摇撞骗,还混上了历史系主任。阅读这部小说不难领悟,作者对韩学愈是怎样的厌恶。再往前,清代笔记《苌楚斋四笔》里也有一段关于海归的并非文学作品的文字:“光绪末年及宣统初年,国朝名器之滥,为历代所未有,动辄赏几品京堂,或调部授丞参。乳臭未干者,多亦蒙此恩泽,庞然自大”;这当中,“洋翰林、洋进士、洋举人啧啧在人耳目,尤可笑者,日本留学生多有未入学堂,只购各校讲义一部,作为校外生,不知如何,亦得文凭”。“光绪末年及宣统初年”是20世纪初,而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1872年才派出去,也就是说,区区30来年的功夫,已经有不少弄虚作假的海归了。一句“尤可笑者”,亦不难见时人的蔑视。
由海归想到如今各地动不动就提引进人才,从国外引,从省外引,从校外引,等等,不惜一掷千金,你争我夺。其实,还是应当把眼光放到近前一点,发掘一下身边,真的没有人才还是如王莽时期桓谭的所言“凡人贱近而贵远”。按我的理解,对这个“凡人”的解释恐怕不是对应“伟人”的那种人,而该是“凡是人”。真这样的话,眼睛向外的状况,还要寻文化之根了。(潮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