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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外记者 丁雨晴 纪双城 青木 路好 陶短房 本报记者 何申权
“如果说中国近30年的成长是一个奇迹，那么温州就是奇迹中的奇迹之一”。国外很多经济学家曾这样谈论过温州，谈论过代表着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温州模式”。但过去一个月来，“温州之痛”、“温州危机”这样的字眼也频繁出现在世界媒体中，“温州资金链断裂”和“政府扶持温州制造业”始终都是它们关注中国经济的热点之一。德国《世界报》在一篇题为“金融崩溃绊倒温州”的报道中说，如果“温州危机”在中国带来“滚雪球效应”，其规模之大会让希腊债务危机相比之下成为“小事一桩”。而担心“温州恐慌只是冰山一角”、“温州之痛将把整个中国的经济拖进深渊”的议论更是此起彼伏。温州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资本主义之都”，但温州的GDP只占全国总量的1%。因此，有经济学家说，“中国很大，一些局部地区泡沫破灭尚不至于拖累整个国家”，只是不能任其这样发展下去。
“试验基地”总是要付出代价
在西方媒体报道中，温州是“活跃的中国民营企业和敢拼敢闯的企业家精神”的代名词，“中国资本主义之都”、“中国民营企业领头羊”、“世界上最大的非官方融资网络”等名号都被戴在了温州的头上。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去年3月以“‘中国资本主义之都’经受住全球衰落的考验”为题报道称，没有任何中国城市能像温州一样展示中国民营企业的现状，世界70%的打火机和60%的纽扣均产自温州。被群山和大海包围的温州缺乏耕地，迫使其居民只能经商，那里99%的商业活动均为民营经济。而这些企业家已非常成功：2009年，每3个中国海外游客中就有1个温州人，中国1/10的豪华车辆落户于温州。一些英美媒体还在报道来自温州的“中国第一个工商个体户”章华妹谈如何熬过全球金融危机时，引用了一句她的话：“别忘了，人们将永远需要纽扣。”它们评论说，这种自信甚至可以说“自负莽撞”的想法在温州比比皆是。
“对于资本市场的风险，温州人过于自信了，对于温州商业团体的继承者们而言，缺乏组织性和远见是他们的一个弱点。”现在，日本《富士产经新闻》更是把“过于自信”看成了温州商人的一个软肋。在商业意识浓厚的日本社会眼中，温州近30年来的崛起依然称得上是一个“神话”。日本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片段之一就是：温州人从他们这里学会了打火机的制造，然后反而大量出口日本，将日本的打火机厂商几乎全部“挤垮”。《富士财经周刊》曾这样评价温州人：“他们对苦难的感觉迟钝，但对商品和资本流动的特性非常敏感，是中国最具有商业头脑，也最具备机会主义倾向的一群人。”
英国广播公司从10月初连续报道说，温州一直被视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晴雨表，但最近那里的中小企业出现倒闭浪潮，员工欠薪、老板外逃或自杀事件频繁发生。美国《大西洋月刊》等西方媒体还渲染“中国一些城市的居民谴责温州人助长通货膨胀”。德国《商报》则以“温州危机”为题报道说，温州是中国私营经济的“灯塔”，也是中国私营企业的最大“试验基地”，但试验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温州经济过快发展，过度依赖走捷径，也就失去了坚实的基础。
“温州商人感到脖子被勒住”
有很多国外经济学家曾专门到温州考察和调研。德国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专家柯立思·马汀曾到过温州两次，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代表中国中小企业的温州遭遇“温州之痛”有很多因素，其中的外因是金融危机迟迟没有消退，欧债和美债危机又导致中国出口减少，而温州经济是典型的出口经济。马汀认为，温州经济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困境的缩影，可以说中国经济模式走到了一个拐点，中国发展模式应该进行反思，并及时改变发展方向。
曾访问过温州的日本一桥大学教授河村南告诉记者，他认为，温州的问题在于自身发展模式对外部依赖的比重较大，而在抵御风险和减少损失的方法方面，温州人所做的准备不足，“缺乏集体的、系统的对抗商业风险的能力”是“温州模式”的一个问题。他还表示，中国政府需要保护以温州为代表的民间经济，因为“温州是一个特殊的商业气候的风向标”，不应该让其“倒下”。
对于目前的“温州之痛”，日本《读卖新闻》本月中旬的报道说，“老板跑路”表明温州商业环境内部已出现“信心裂缝”。日本时事通讯社的最新评论说，对于曾经在商品和资本市场上发挥巨大能量的温州商业势力来说，现在资本对于他们已经成为缺乏的资源，难以进行信贷活动，又遭遇到产品出口的瓶颈，这让温州商人感到“脖子被勒住了”。一些日本经济学家认为，在成本增长的情况下，劳动密集型工业必定需要升级，因而温州的发展模式也必须面临“转型之痛”。日本金融商业精英研究会研究员川村昭夫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不少日本研究者的观点是，温州成长模式代表了中国民间商业经济的普遍模式，但“不是能够长久坚持的模式”，在资本尚充裕的情况下，温州的转型选择很多，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充实自身知识产权能力和完善自身的产品国际美誉度都是必要的选择。
川村昭夫认为，目前以对外贸易加工为主的中国沿海民营经济正处于重新整合资源、调整利润取得方式的时期，但它们不得不在脆弱的状态下“迈过几道坎”，即克服成本上涨、信贷紧缩、出口受阻和汇率风险，这几道坎让温州商业的转型面临很大挑战。川村昭夫说：“从资本规模和市场前景上，温州并非处于绝境，目前商业信心衰退才是最让人担忧的。”
温州危机不代表中国经济出现大问题
英国《经济学家》15日分析说，温州在过去30年里的发展变化，如同美国经济在上世纪的翻版。比如，如今美国对本土劳工的需求量越来越少，而温州一些企业也出现“劳工荒”，都是因为劳工的工资要求越来越高。英国《金融时报》认为，温州的成功在于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土地，廉价的能源还有庞大的海外消费需求，而这一切现在都在迅速消退。
曾多次前往温州调研的英国牛津分析研究院中国金融问题研究专家威尼萨·罗斯也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类似的情况，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早已有之，当时很多民间投资者都是因为某个产业迅速由盛及衰，来不及撤资而不得不破产，商人逃到国外避债。但罗斯认为，温州眼下遭遇的大问题是全球消费市场萎缩，这个阶段或许要历时多年才能有所起色，对中国来说，中国人在无力改变世界格局的情况下，不如扩大内需，把经济较落后的西部、市场较闭塞的中部地区看成突破口，寻找创造类似“温州神话”的新地区。但英国广播公司的分析则认为，中国制造业布局不会很快出现大调整，对已形成完整的产供销链条的制造企业来说，想要搬出温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加拿大《环球邮报》10日刊文称，“温州之痛”的根源不在于资金缺乏，事实上温州民间融资始终兴旺、活跃，症结在于大量资金不再投入实体经济，而是根据“逐利原则“被投放到房地产等领域，因为民间信贷利息很高，投入实体经济根本无法获得满意的回报率。文章评论说，官方援助温州民企存在一个最大难点，即如何确保这些初衷在于扶持当地危机四伏的制造业的资金不会被谋求最大利益的受援者转而继续用于投机和制造泡沫。
英国《每日电讯报》在分析“温州之痛”时说，“原因之一是真正的中国企业家很难通过银行等正式渠道贷款，因为这些银行更愿意向国有企业贷款”，“每个人都在问，随着政府持续打压通胀和房地产业，温州的状况是否预示着中国信贷市场存在着更为严重的问题”。类似议论还有很多。比如德国《世界报》15日以“金融崩溃绊倒温州”为题报道说，如果“温州危机”在中国带来“滚雪球效应”，其规模之大会让希腊债务危机相比之下成为“小事一桩”。文章担心，温州个别企业家破产“必将整个中国拖进深渊”。
英国《金融时报》香港分社前任社长拉胡尔·雅各布近日撰文称，过去几周，海内外都将目光集中于“跑路”和自杀的温州倒霉企业家身上，但他认为，随着出口订单下降和人民币升值，中国的商业环境变得艰难，个别商人跳楼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状况严重恶化，“温州和中国的中小型企业仍有大量业务可做”。
谈到这些媒体就“温州之痛”对中国整体经济影响的种种议论，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表示：“中国很大，一些局部地区泡沫破灭，尚不至于拖累整个国家，但如果任其发展，良性一定会变成恶性。”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认为，温州一个地方的问题不可能拖垮整个中国的经济，外逃的老板很多不值得同情，他们得为自己的投机行为付出代价。
提到作为个体的温州商人，伦敦一些区政府的官员曾不止一次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他们这几年接待最多的外商就是来自中国温州的客人，他们对温州商人的评价是“年轻，大胆，精明”。而在伦敦居住多年的温州华侨梁先生对记者强调说，其实温州人最大优势是：不给自己留退路，无论在哪里发展，都要全力以赴。他认为，温州人最关心的不是金钱利益，而是政策动向，多数成功致富的温州人，都是对政策信息非常敏感的人，因此，他对“温州危机”的化解表示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