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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货币政策转向稳健，并确定了4%的通胀目标。尽管年初通过调高存款准备率和利率紧缩流动性，但是，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各级政府加快增长欲望强烈，信贷扩张压力依然很大。因此，2011年M 2增速很可能突破目标水平，达到18%。模型预测，2011年G D P可能增长10.13%；但C PI将上涨5.4%，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可能上涨至7 .92%，G D P平减指数将提高到8.55%。2011年按现价计算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将为27 .45%，比2010年提高2.88个百分点，表明通货膨胀压力依然来自投资需求扩张带动的价格上涨。
此外，受人民币升值影响，2011年进出口增速可能回落。以美元、按现价计算的出口同比增速预计为22 .3%，比2010年下降9.15个百分点；进口增速预计29.81%，比2010年下降9.68个百分点。贸易顺差减少的态势还将持续。受通胀影响，2011年按不变价计算的居民消费总额增速可能降至7.41%，比2010年下降5.74个百分点。
预测结果表明，如果当局在2011年不能持坚决态度，采取强有力措施，始终有效抑制过高经济增长冲动，防止通货膨胀上升，尤其是控制M2增速使其回归正常水平，那么，通胀压力将进一步加 剧 。 如 果M 2增 速 能 够 控 制 在14%，那么，2011年的C PI有可能从基准模型预测的5.4%下降到4.15%。其他价格指数如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G D P平减指数也会较大幅度下降。但是，M2增速下降会导致投资增速明显下滑，使G D P增速从基准模型预测的10.13%下降到9.37%。为保证民间投资需求的正常扩张，2011年应控制好以国有银行信贷扩张支持的政府主导型投资需求的扩张。在民间资本投资需求全面恢复后，必须坚决地抑制各级政府主导型投资的扩张。
报告就通货膨胀对城乡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进行了政策模拟。假设发生一次性通货膨胀冲击，使CPI涨幅从1.5%提高到4.5%，模型计算发现，农村居民C PI的上涨幅度将高于城镇居民C PI涨幅；城镇家庭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将因通货膨胀下降3.7%，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将下降7.92%；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支出将减少2.72%，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支出将减少7 .92%。总的来看，C PI上涨对农村居民的冲击大于城镇居民，对低收入群体的冲击远远大于高收入群体。
针对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最近提出的人民币加快升值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实现中美贸易平衡的看法，课题组进行了政策模拟，假设人民币连续两年平均每年对美元升值15%。模拟显示，人民币升值不是降低通货膨胀的有效方法。原因是：(1)中国目前出口对汇率变化缺乏弹性；(2)虽然人民币升值可以导致一般贸易进口增速加快，但加工贸易进口增速将下降，两者相抵，总进口没有明显变化。人民币升值通过进出口贸易减少总需求、最后作用于通货膨胀的效果有限；(3)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经济体，国内物价受进口物价影响不大，这也降低人民币升值对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在结构调整方面，人民币升值虽然能够使净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减少对外需依赖。但内需增长主要靠投资增长率上升，无法提高居民最终消费的增速。这意味着人民币升值有可能进一步加重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需求的依赖程度，不利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人民币升值并不是降低通货膨胀的有效方法，同时对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影响也不大；反而有可能加重国民经济对投资的依赖。因此，试图通过人民币升值来调控通货膨胀的方式不利于当前调结构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根据上述分析，课题组提出下述政策建议：
1.当前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进一步明确态度，在控制通胀与追求增长之间做出权衡。
尽管2011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方向已经比较明确。货币政策转向了“稳健”，并在年初通过调高存款准备率和利率试图紧缩流动性，但是，宏观经济政策必须正视正在形成的通货膨胀危险，充分考虑我国现行经济格局形成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各级政府都有着强烈的加快发展冲动。最近各地通过的“十二五”规划以及正在召开的地方人大，促进地方经济加快发展的呼声很高，虽然，不少省市的“十二五”规划已经略微调低了增长目标，但大多仍在10%以上，有相当部分地区更提出未来五年翻番的目标。2010年，有29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增长实绩较大幅度地超过了全国增长率。如果今年中央政府不持坚决态度，采取切实强有力措施，整个经济的增长冲动将难以遏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8-9%的增长率、4%的通货膨胀目标，6.5万亿元的信贷规模，以及14-15%的M 2增速可能难以达到。因此，当前必须进一步明确态度：在控制通货膨胀与追求经济增长之间做出权衡，并在二者的数量组合上做出明确选择。
2.要实现将通货膨胀控制在4%的政策目标，就必须坚决地将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9%左右。
目前通货膨胀的主因还是各地对速度的追求以及因此产生的投资需求过度扩张。要抑制住投资需求的过度扩张，就要控制经济增长速度。如果不将速度控制在9%左右，今年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就很难实现。对投资资金来源的投资增速的预测结果表明，控制好以国有银行信贷扩张支持的政府主导型投资需求的扩张，是控制投资需求过度扩张的关键。在民间资本投资需求全面恢复后，必须坚决地抑制政府主导型投资的扩张。然而，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对G D P增长的追求、要素价格扭曲所导致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都使政府主导型投资难以受到遏制；粗放型民间投资需求也不能得到有效抑制。因此，问题的关键是中央应该在保证经济增长和限制通货膨胀之间有所权衡，有所取舍：如欲维持10%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率则可能突破5%。如果希望将通货膨胀控制在5%以下，就必须下决心整治各地在G D P主义主导下的增长饥渴症，控制经济增长速度，将其抑制在9%左右。政策模拟结果显示，调整M2增速对降低通货膨胀非常有效。因此，要控制通货膨胀，必须有效地控制M 2；即当前的货币政策还需要进一步紧缩。控制了信贷，投资将会明显下降，2011年的G D P增速将从10.13%下降到9 .37%； 但是2012年G D P却 会从9.45%上升到10.03%。政策模拟结果说明：做好了“十二五”开局之年的工作，妥善控制通货膨胀之后，将有利于后续年份的经济良性发展，反之，欲速则不达。
3.务必使各级政府充分明确：当前控制通货膨胀是促进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政策措施之一。
虽然，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较长期的任务，控制通货膨胀可以视为短期经济政策。但是，在目前，控制通货膨胀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因为，当前投资扩张冲动难以抑制正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因，“投资驱动、出口拉动”的出口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导向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投资扩张冲动难以抑制的根源。而在这样经济发展方式下，经济增长率可能因此较高，但是居民的收入从而消费需求却难以扩大，总需求结构难以发生根本性转变。C Q M M本次预测表明，不控制通货膨胀及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速度，2011年的最终消费率还将持续下降，与此同时，以食品价格及住房价格高涨为特征的通货膨胀实质性地侵蚀了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进一步压缩了总需求的扩张，加剧了宏观经济的结构失衡。因此，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抑制通货膨胀，首先必须控制投资过度扩张，也就有利于适度降低投资率；抑制通货膨胀，将使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得以保障，有利于增加消费，这些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经济结构，实际上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务必使各级政府充分明确：在当前，控制通货膨胀同时也是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应当把它作为落实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政策措施之一予以落实。
4.必须充分重视通货膨胀对不同收入阶层尤其是农村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影响，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
研究表明，近十年来，不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态势没有显著变化，而且城乡居民不同收入群体之间收入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之中。2010年食品价格上升进一步扩大了城乡以及不同收入家庭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C Q M M的模拟显示，如果C P I涨幅比实际值提高3个百分点，即达到4.5%时，那么，城镇最高收入户所面临的CPI将会是4%，而农村低收入户所面临的CPI将会达到是6.3%。农村低收入户的人均实际纯收入将下降5 .32%，而城镇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不过下降1.52%。农村低收入 户 的 实 际 人 均 消 费 支 出 将 下 降7 .27%，而城镇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实际消费支出不过下降1.06%。因此，必须充分重视通货膨胀对不同收入阶层尤其是农村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影响，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
因此，课题组提出：在当前的通货膨胀形势下，需要继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以制造业为主的劳工工资水平，以保障城乡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课题组在此前发表的报告中就提出在“十二五”期间，必须逐步提高劳工工资，并认为它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切入点。在本次报告仍然坚持这一观点。原因是尽管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在逐步上升，但是，与此同时，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也在迅速上升，而且上升幅度明显超过劳动报酬增长速度。从而，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在劳动报酬提高的同时逐年下滑。通过计算并比较对中国出口产品最具潜在竞争力国家的相对单位劳动力成本，可以发现，中国的制造业至今仍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此外，中国在基础设施、国内市场、产业配套等方面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可以今后一段时期里即便较大幅度地提高中国的劳工工资水平，也不会因此而丧失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因此，当通货膨胀正在侵蚀城乡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影响他们的消费水平时，必须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尽可能地保障他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
城镇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之间的税负基本一致。这样的税制安排显然是不太公平的，不利于缩小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不利于扩大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消费。因此，必须尽快进行所得税结构调整，实现公平税负。
其次，必须着手所得税结构的调整，促进城乡不同收入阶层居民之间的税负合理。因为，现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目前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之间的税负竟然是基本一致的。1995年我国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收入之比为90.4%，高收入家庭为91.2%；2000年我国高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收入之比分别为99 .4%和99 .5%；2005年分别为93.9%和92.1%；2009年为91.1%，91.1%。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城镇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之间的税负基本一致。这样的税制安排显然是不太公平的，不利于缩小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不利于扩大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消费。因此，必须尽快进行所得税结构调整，实现公平税负。
第三，必须采取切实措施，扩大财政支出用于真正的民生领域的比例，切实保障经济保障房的建设资金到位。进一步提高城乡公共服务的提供水平与标准。
5.人民币升值要适当，不宜过快。应保持人民币相对稳定的汇率政策，特别是不能将人民币升值作为控制通货膨胀的主要工具。
首先，人民币升值并不是一个降低通胀的有效方法。其次，中国出口对人民币汇率缺乏弹性，人民币在连续两年的时间里升值15%，仅能够导致出口增速小幅度下降虽然人民币升值可以导致一般贸易进口增速的加快，但由于加工贸易进口增速的下降，两者相抵，总进口增速变化幅度仅在1.5%左右。而且，国内物价受加工贸易进口的影响非常小，因此，人民币升值通过进出口贸易渠道最后作用于通货膨胀的效果相对有限。最后，人民币升值虽然能够使净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同时也会带动实际投资增长率的上升，但难以影响居民最终消费的增速。这意味着人民币升值有可能进一个加剧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需求的依赖程度，不利于发展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