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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消息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高，社会财富大量涌现，但是，财富分配不均日益加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已扩大到15倍，跃居世界之首。
近20年来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大降
根据省际收入法GDP构成数据，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1990年为53.4%，1995年为52.8%，2000年为51.4%，2006年为40.61%，2007年为39.74%。2000年到2007年，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了11.66个百分点，其中，2004年，国家统计局把个体经营业主的收入从劳动报酬转为营业利润，然而，这并未改变2004年之前劳动报酬比重不断下降，2004年之后劳动报酬比重仍下降的总体趋势。
而且，劳动报酬总量占GDP的比重下降，还不足以说明普通职工收入的变动状况。如果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相比，还应考虑劳动报酬的结构性变化：一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工资差别不大，企业经营者与普通职工工资差别不大，且那时企业职工基本不缴纳社会保险费；二是1998年以来机关事业单位多次增长工资，而企业中经营职位和一般职位间收入差距目前普遍在20倍以上；三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有行政性垄断行业职工工资增长过快，行业平均工资差距从2倍左右扩大到6倍以上；四是目前企业职工工资总额中还包括要缴纳约占基本工资10%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费。可以断定，近20年来，企业普通职工的实际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是大幅度下降了。
初次分配不公造成行业差距拉大
统计显示，初次分配中农民工工资长期被过分压低。2008年广州、深圳、杭州、南京、东莞、上海、无锡、苏州、宁波等长三角、珠三角九个城市，出口加工企业中农民工平均工资与当地城市职工平均工资相比，很少超过40%的，差别最大的东莞，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每月3293元，农民工是971元，不到城镇职工的30%。
在供大于求的条件下，一般劳动力价格会被压低，工资水平相对较低有其部分合理性。而我国至今尚未形成完善、有效的集体谈判机制。同时规范初次分配的劳动法律法规也没很好落实。例如在最低工资、最低劳动条件确定等方面，政府虽然有相关规定，却疏于执行和监管。
此外，初次分配中行业收入差距过大。根据去年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证券业的工资水平比职工平均工资高6倍左右，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达11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这一差距又扩大到15倍。如果把证券业归到金融业一并计算，行业差距也高达6倍。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行业收入差距，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工保障研究所提供的资料，2006-2007年最高和最低行业工资差距，日本、英国、法国约为1.6-2倍，德国、加拿大、美国、韩国在2.3-3倍之间。从目前的资料看，中国行业收入差距已跃居世界之首，已经超过巴西。如此巨大的行业收入差距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吗？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准入方面的行政限制带来的。
政府应在二次分配上做“缩小”文章？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宋晓梧认为，提高劳动报酬在一次分配中的比重，政府可以有所作为，而且必须有所作为，但主要不是依靠层层落实行政指令的方式去作为，而是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上下功夫。
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编辑出版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8)》分析认为，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收入有三分之一是靠各类特许经营权获得的。再深入分析还有资源税、资源产品价格等问题。打破行政性垄断，合理调整行业之间的收入水平以及推进与此相关的资源税、资源产品价格改革当然是政府的责任。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劳动报酬低是市场供求规律决定的，政府不能干预一次分配，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主要应在二次分配上做文章。这种分析只看到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数量特点，忽视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特点。按照人口增长态势，从1980年改革开放直至2020年左右，我国都处在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的状态，这是对劳动力市场的数量分析。与此同时，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正处在由政府统一配置向市场配置的转型期，这是对劳动力市场的体制分析。把体制分析与数量分析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探讨我国的劳动报酬问题。而认真分析近年来一次分配的现状就不难发现，劳动报酬过低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劳动力资源配置转型不到位，劳动力市场运行不规范，市场机制没有充分、合理发挥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