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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会云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每一年,我们都像王安石的这首《元日》描述的那样,和古人重复着差不多的步骤,辞旧迎新。燃放烟花爆竹已经成为固定下来的年俗,没有了“噼里啪啦”的爆炸声,没有了漫天迷漫的火药味,年似乎就难成为年。
但是,人们在感受烟花爆竹带来的喜庆气氛的同时,质疑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了。
不消停的年
2月7日是大年初五,也叫破五,按照传统风俗,是家家户户“迎财神”的日子。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2月6日晚间开始,上海各处的烟花爆竹声便此起彼伏。最直接的结果,不仅是地上将近1000吨的烟花爆竹残骸,还有被污染的空气。
爆竹的主要成分是黑火药,含有硫磺、木炭粉、硝酸钾,有的还含有氯酸钾。制作闪光雷、电光炮、烟花炮、彩色焰火时,还要加入镁粉、铁粉、铝粉、锑粉及无机盐。加入锶盐火焰呈红色、钡盐火焰呈绿色、钠盐火焰呈黄色。当烟花爆竹点燃后,木炭粉、硫磺粉、金属粉末等在氧化剂的作用下,迅速燃烧,产生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一氧化氮、二氧化氮等气体及金属氧化物的粉尘,同时产生大量光和热而引起鞭炮爆炸。
而在爆炸同时释放出的这些有害或有毒气体,以及颗粒烟尘,不仅使得空气混浊,同时对人的呼吸系统、神经系统有一定的损害作用,有的则会对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或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根据空气质量监测结果,7日上海18个区县全部为轻微污染,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也就是PM10。空气污染指数(API)达到141(50以下为优秀、51~100为良好、101~150为轻微污染、151~200为轻度污染、201~250为中度污染、251~300为中度重污染、301以上为重污染)。
结合上海全市多个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的数值,可以看出在凌晨1时多个区县都出现了污染高峰,尤其是PM10指数更是大幅度跳跃。据报道称,普陀监测站凌晨零时监测到的PM10为0.274毫克/立方米,而到凌晨1时这一数值迅速跃升至0.729毫克/立方米,但到了凌晨2点,这一数值又迅速跌至0.373毫克/立方米。静安监测站也分别在凌晨零时和1时出现了0.445毫克/立方米和0.89毫克/立方米的跳跃式数值。与此同时,飞速跃升的数值还有二氧化硫,而二氧化氮却并不明显。
不过,这不是上海一处的“风景”,也不是初五一夜的“风景”。根据环境保护部的监测数据,2月4日大年初二这一天,全国受监测的86座城市中,有27座城市空气质量属轻度、轻微污染,仅有两座城市空气质量为优,分别是拉萨和湛江。在27座出现空气污染的城市中,空气质量最差的是牡丹江,API为192,其次是西安和泸州,API分别为170和158。
以南京为例,除夕到大年初一,因受燃放烟花爆竹影响,南京的空气污染指数逐步攀升。2月2日14时,南京市空气污染指数为62,属于良好状态。随后,污染指数开始缓慢抬升,到了17时,该市空气污染指数在市民年夜饭前的爆竹声中,开始加速进入300的重度污染状态;当至初一凌晨零点全市笼罩在一片烟雾和爆竹声中时,空气污染指数陡然飙升并突破500最高上限,一小时后才开始缓慢下降。
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站高级工程师陆晓波分析,今年春节,南京全市无明显冷空气和降水天气影响,天气保持晴好,温度稳步回升,风力小,大气扩散条件不利,短时段内烟花爆竹集中燃放产生的污染物难以扩散,加重了空气污染程度。
成都也一样,成都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监测数据表明:2月2日,成都市中心城区API指数为92,空气质量为良。受除夕夜城区大范围燃放烟花爆竹影响,从2日24时起空气中污染物小时浓度开始上升,首要污染物可吸入颗粒物在2月3日凌晨1时达到最高。各子站3日凌晨1时小时浓度范围在0.566毫克/立方米(十里店)~1.499毫克/立方米(草堂寺)之间,均为重度污染。从凌晨1点开始,各子站污染物浓度开始逐渐下降。
不仅仅是空气污染,来自公安部消防局的消息,2月2日零点到2月3日上午8点,全国共发生火灾5945起,直接财产损失1300余万元。燃放烟花爆竹不当是导致火灾发生的主要因素。
大年三十,北京因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的火情比去年同期上升178%。除夕零点至大年初一下午两点,北京因燃放烟花爆竹致伤223人,死亡2人。同一时段,仅一些省会城市因为燃放烟花爆竹而引发的火灾高达数百起。各地共出动消防官兵十余万人次参与灭火救援。
统计发现,烟花爆竹引发火灾的高发时段是大年三十下午5时、晚上8时和正月初一凌晨零时左右。
而在上海,为应对初五迎财神放鞭炮可能带来的消防隐患,从6日晚上到7日清晨,全市共设立了38个指挥点和120个消防站,8000多名消防官兵枕戈待旦。其中,中心城区消防安全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并在全市各大型群众性活动场所、重点区域均增派防火灭火力量蹲点驻守,同时会同相关部门和公安派出所加强对高层建筑、加油加气站、危险化学品仓库、施工现场、危棚简屋等火灾高风险场所的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并高效处置各类火灾隐患苗子,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损失。
从2月6日24时至2月7日凌晨1时,上海市应急联动中心共受理火灾报警228起,出水扑救15起,共出动消防车586辆、消防官兵4572人次。
禁还是不禁
燃放烟花爆竹容易引发扰民、火灾、伤人等诸多问题,因此每年总会产生“禁”“放”之争。比如近日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肖雪慧就撰文称,燃放烟花爆竹,有百害而无一利;而学者秋风则撰文称,燃放烟花爆竹不能禁止,任何取消它的企图,要么基于理性的僭越,要么基于权力的僭越,都不具有道德和知识上的正当性。
事实上,10多年前中国许多城市已经掀起过一轮“禁”“放”之争,当时“禁”占据上风。
1993年12月1日起,北京开始实施《北京市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称“为了保障国家、集体财产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防止环境污染,维护社会秩序”而制定这个规定,并规定当时的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地区,并要逐步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据有关部门统计,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10多年来,我国共有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深圳、福州、南京、长沙、苏州等282个禁放烟花爆竹的城市。
不过,到了2005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的《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正式确定北京市烟花爆竹由“禁止燃放”改为“限制燃放”,“禁改限”主要在燃放烟花爆竹的品种、燃放时间和燃放地点上做了明确规定。
当年的媒体报道显示,时任北京市政府法制办主任周继东在接受采访时说,修订禁放规定主要基于三方面考虑:一方面,国家已将对烟花爆竹的管理职责由公安机关划归到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另一方面,群众关于解禁的呼声越来越高。春节期间,在禁放区“顶风放炮”的现象逐渐增加;不仅如此,因为政府对禁放执法投入成本过高,但没有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被大大削弱。
不独是北京,“禁放令”在许多城市都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甘肃日报》2008年的一篇报道称,早在2003年,兰州市公安局曾就烟花爆竹禁放问题搞过一次问卷调查。当时,共征询了兰州市城关、七里河、安宁、西固4区1000名市民的意见,其中认为应解除“禁放令”的市民人数高达93.4%。就连一位多年从事“禁放”工作的执法人员也表示,“禁放令”缺乏群众基础,得不到市民广泛支持。
同时,“禁放令”实施效果十分尴尬。一位执法人员表示,年节期间,此起彼伏的爆竹声,让执法人员疲于奔命,似乎是对执法的戏弄。禁不住的鞭炮声,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的困境,加大了执法成本,也让法律失去了应有的尊严。
因此在北京解禁之前,哈尔滨、成都、杭州、济南、南京等城市开始给烟花爆竹“松绑”。由原来的全面禁止调整为指定地点、指定时间的限制燃放。
对于2005年北京确定“禁改限”,有媒体报道曾用“法律与民俗博弈12年”来形容,并表示鞭炮在民俗中的地位不是一个安全问题就可抵消的,禁而不止成为法律的尴尬。
正是这一次“禁改限”,使得很多人相信,燃放烟花爆竹不能禁止,因为它体现的是时间那水滴石穿的韧性和文化共同体那强大的生命力。
如何有效管理
但是,烟花爆竹解禁后所引发的伤亡、安全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大年初一零点十三分,坐落在沈阳市和平区的皇朝万鑫酒店发生火灾,将这座五星酒店烧得面目全非。据初步调查分析,火灾因燃放烟花引燃皇朝万鑫酒店B座楼体外墙表面装饰材料所致,过火面积约1万平方米。
在杭州,2月3日凌晨短短60多分钟里,该市市区连续发生30起火灾,基本和燃放烟花爆竹有关。
大年三十,北京因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的火情比去年同期上升178%。除夕零点至大年初一下午两点,北京因燃放烟花爆竹致伤223人,死亡2人。
……
禁还是不禁,这个问题在人们日益注重环保和安全的今天,显得异常纠结。支持者称其为民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对者称其为恶俗,由于今日城市的居住形态已不同于传统乡村社会,人口、建筑物陡然密集,燃放烟花爆竹的危险性增高。现代社会需移风易俗。
有评论人士认为,烟花爆竹目前还很难从中国人的年节习俗中走开,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决定了燃放需要进一步细化限制措施,做到有效管理。随着城市居住形态的演变而带来的燃放烟花爆竹危险性的增加,就需要新的智慧来化解。
2月4日下午,沈阳市政府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烟花爆竹燃放安全管理的通告》(下称《通告》),该《通告》新增加了“10层以上或高于24米的建筑物安全距离25米范围内”等八类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场所和区域。
此外,《通告》还强化了对烟花爆竹市场的监管,其中个人不得燃放“三寸以上礼花弹及组合烟花、架子花、舞台焰火等A级烟花爆竹产品”,明确了禁止燃放的危险产品,提出了群众燃放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安全距离等要求。
不仅仅是更加限放,童话作家郑渊洁在微博上指出,中国大约自2004年后出于环保目的实施建筑外墙节能保温,鉴于伪材易燃保温层难禁,楼房因外保温层触火(如春节燃放烟花弹)导致建筑火灾甚至人员伤亡的案例多有发生。
此次沈阳皇朝万鑫酒店外墙也包了一层保温板,属于易燃物。上海“11·15”火灾时,起火楼房外立面上有大量的易燃的聚氨酯泡沫保温材料,是造成火灾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郑渊洁还呼吁立法禁止生产、销售和燃放射程在1米之外的烟花弹。据新华社报道,在沈阳皇朝万鑫大火现场的沈阳市政府部门有关领导也认为,现在的烟花爆竹生产标准的监管存在漏洞,烟花爆炸力越来越大,质量问题屡出,是一大隐患。
安徽省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约300家,从2006年到2007年安徽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先后安排了三次大规模的省级监督抽查和省级专项抽查,抽查涉及合肥、池州、黄山等十多个地市县,抽查组数近400组。安徽省质检院化工检测中心主任凌飞在2008年撰文分析时指出,药种问题、药量问题、引火线问题等是抽查时发现的不合格的主要问题。
比如个别企业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禁止使用氯酸盐的规定,使用氯酸盐作为氧化剂加工生产烟花爆竹。氯酸盐由于分解温度低、敏感度高,尤其与硫磺或者有机物混合后,稍经摩擦或撞击就会起火爆炸,而烟花爆竹行业有很多工序还是手工操作,所以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安全事故。比如烟花爆竹产品均有对应的最大装药量限制,超药量的产品也会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
而济南市安监局2008年初在回复该市政协委员建议严格限制烟花爆竹的尺寸、药量时也称,尽管明确禁止在济南市销售超过等级、超大药量烟花爆竹并做了大量工作,但通过三年的安全监管实践看,由于巨大经济效益的诱惑,销售爆炸威力大的烟花爆竹的情况不仅在非法销售时出现,而且在取得《济南市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销售网点也存在。
学者秋风就认为,烟花爆竹行业协会或者政府监管部门可以调整烟花爆竹标准,控制火药当量。社会也可以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让那些燃放烟花爆竹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比如,政府可在销售环节征收烟花税,授予一个独立机构建立烟花爆竹救济基金,救助那些烟花爆竹受伤者,赔偿死亡者,赔偿第三者遭受的财产损失。
据了解,今年上海市准售烟花爆竹的品种由往年的300余种减至180余种,相关部门本着“保护环境、缩减药量、提高安全性能”的原则,统一采购品名、外包装、含药量、规格尺寸、升空高度、开爆面半径等指标符合国家规定的烟花爆竹产品进入上海市销售,并进一步规范其规格、药量、品名、包装,使之更安全、更环保。进入上海市场的烟花爆竹生产厂家必须提供销售产品的质量检测报告,并与烟花爆竹采购批发单位签订安全质量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