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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以市场化方式突破户籍瓶颈
长久以来，户口清晰地划分着城与乡的边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说，城镇户口代表的权利有五项，即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而农村户口代表的权利有三项，即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林权。
“把农村户口的三个权利转换成城市的五个权利，改革非常复杂，争议性也很大。”崔之元说。
尽管目前少数地区由于农村物质条件大幅提高，甚至出现了“非转农”现象，但城镇户口的福利含金量在绝大多数地区居高不下。而越是在城镇户口中附着较多福利内容的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越难推进。
2010年8月以来，重庆开展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户籍改革。计划在第一阶段即今明两年内，将330万农民转化为城市人口。为了鼓励转户农民退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及农房，重庆设计了一些创新性的政策：一是农民在转户后有3年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仍享受各项土地收益。二是过渡期结束后的退出也不是剥夺性的，而是有偿退出。
在此之前，重庆还设立了全国首个农村土地交易所，农民通过土交所退宅基地，每亩可以拿到十多万元人民币，并且还可以申请公租房居住。“我觉得，重庆模式是令人兴奋的政策，值得大家关注。”崔之元说。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李稻葵认为，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全国不可能有统一的模式，但探索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即采取市场化方式来突破户籍制度的瓶颈。
他建议，在某些条件成熟的地区，可以借鉴国外的跨国移民的方式，向已经进城的、有工作的农民工或者外地工人先给一个“绿卡”，有长期居住权并享受本地居民待遇，这个绿卡可以发给用人单位，用人单位根据绿卡的量决定自己的劳动用工量。每个持卡者在一定的时间，比如五年内，如果合理工作、遵纪守法，可以转为拥有本地户口的居民。
李稻葵还建议，建立“可移动式”的社会保障。如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给有户口的居民一个可携带的、量化的、货币化的福利待遇，引导他们逐步搬到周边的地区生活，为使具有竞争力的新来人口进入这个城市腾出空间。
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学家维克拉姆·尼赫鲁也赞同这种“包括社会保险在内的一些福利与服务可以随劳动者迁移而移动”的尝试。他说，“一个人选择就业地区时，不应取决于他在当地能否得到相应的社会福利，而是应该取决于这里是否具备为劳动者提升经济发展机会的要素。”
尼赫鲁认为，选择前述尝试，还能让一个城市的竞争力转向有效利用经济资源，而不是单靠政策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