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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健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
马晓河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汤敏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邓聿文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包容性增长
具有不同内涵
《中国经济周刊》：“包容性增长”作为一个新概念，目前并没有人给予准确的定义。您怎样理解“包容性增长”？
庄健：亚行当时在中国提倡“包容性增长”，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保持较快经济增长的同时，增长也要是可持续的、协调的、更多关注社会领域发展的。
这种增长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考虑到其他方面，尤其是社会领域的，使更多的老百姓能够享受到这种发展的成果。
马晓河：我理解的“包容性增长”，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经济增长应该是互相协调的。
从国内讲，首先是和谐增长、科学增长。其次是对低收入人群有利。财富分配应该是公平的，不要造成贫富差距，大家都在增长中获得利益。第三，这种增长应该有利于社会发展、公共服务和精神文明建设。
从国际讲，“包容性增长”应该是A国增长了，不应该去损害或者抑制B国，不要给对方带来危害；国家跟国家之间应该是协调、和谐的增长，是共赢和多赢的，应该有益于多方。
汤敏：我理解的“包容性增长”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含义，包括环保、和谐社会等诸多方面的改变，但我认为，最核心的含义，就是经济增长让低收入人群受益，最好是让其多受点益。比如怎样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怎样增加工资收入，这些就是“包容性增长”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当然还包括怎样增加农民的收入，因为这些人群是收入分配中比较弱势的部分。
胡锦涛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提出这一概念，应该是向外界传递一种信息：中国现有的发展方式、发展模式是需要改变的，说得严重点，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各个方面都要包容性增长。
邓聿文：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向外界传递一种信息和价值导向，即中国及世界的经济增长方式都需要改变，所以提出了“包容性增长”。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各种各样的弊端，如果再不改变，当前与未来的任务与目标都会面临着压力。
其实“包容性增长”不仅仅是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还要作为一种价值导向，向全社会倡导这样一种理念，就是应该像温家宝总理所说的，要让人民过上一种很幸福的、有尊严的生活，这就是“包容性增长”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不是原来过多地强调GDP的增长。
实现包容性增长，
政府的价值导向很重要
《中国经济周刊》：应该怎样做，才能实现“包容性增长”？
庄健：“包容性增长”和我国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和“协调发展”、“和谐社会”都是一致的，具体到经济领域和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都是有共同点的。如果能做到这些，也就能够最终实现“包容性增长”。
中国的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这些目标都是很明确的，在具体实现的过程中，需要排除一时或者局部的困难，沿着正确的方向，去实现这个目标。这些需要更多地去讨论、形成共识，采取有关的改革发展措施去推进。
马晓河：首先，我国应该尽快地转变和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优化、升级产业结构。
其次，要多发展服务业，特别是一些新兴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
第三，要加快推进城镇化。任何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社会的繁荣富强稳定，都应该实现城镇化，只有这样，中产阶级或者中等收入者人口才会增加，社会才会形成一个中间多、两头少的“橄榄型结构”。这样，社会才能增加消费，只有消费占主流了，稳定才有坚强的保障，社会才能进步。
第四，应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尤其是调整政府、企业和老百姓的收入分配结构关系，让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快一点。此外，还要调整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者之间的关系，让中等收入和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得更快一点。
第五，政府下一步还应该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增加投入，尤其是应该加快在贫困地区、农村地区的投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汤敏：“包容性增长”跟“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相比，有更多的量化指标，也更具体了。“包容性增长”最终要惠及更多的贫困人口，惠及更多的劳动者，惠及到社会的大多数，让他们的收入增长要比一般人更多一些，这些将变得更加明确。
“包容性增长”不但量化了GDP，而且提出GDP是怎么分配的。而衡量各地的经济和产业发展状况，就要看在发展的过程中，在以人为本方面，对人的影响有多大，贫困人口、工薪阶层的收益有多高，他们的增长比GDP的增长更高还是更低，这变成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相对可以量化推动的事情了。
邓聿文：我国要达到“包容性增长”，首先，是政府价值导向的引导。政府出台的包括财政体制改革等各项措施等都要往这方面倾斜。政府的价值导向要改变，在收入分配等方面都要往弱势群体方面倾斜。这样才能使贫富差距缩小。
其次，资本也应该适当地向劳动力方面倾斜。一方面，资本要有这方面的意识；另一方面，政府应该赋予劳动者更大的权力，比如博弈的权力，否则单靠“资本家”的善行，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大多数是起不了作用的。
实现包容性增长
是全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和责任
《中国经济周刊》：亚太经合组织21个成员之间，应该怎么配合来实现“包容性增长”？
庄健：国际社会有这么一种声音和倾向，就是经济面临比较大的问题时，大家容易携起手来；一旦经济向好的方向发展，并相对稳定时，便都去考虑各自的问题了，共同应对困难或解决问题的合作意向就会有所减弱。在这个时候，应该推广一种理念，去更多地寻求双赢、多赢。
据我了解，对21个成员，“包容性增长”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大家都会朝这些方面共同努力，这对于亚太国家的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是有利的。
汤敏：和谐发展是国际社会都很关注的话题，各国之间的协调配合、合作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使得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使得弱势群体、贫困人口都能得到有效地保护。实际上，这里面包含了对投资、贸易、金融保护主义的反对。这些都是不利于“包容性增长”的。应该说，“包容性增长”不仅仅对中国，对全球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全球范围看，经济发展也是为了满足人们各方面的需要，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虽然发展比较快，但是否能够利用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的老百姓，是值得关注的。
一般来说，“包容性增长”主要还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而各成员国之间的“包容性增长”，更多的是指，贫困的国家在全球的区域性增长过程中能够受益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