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债务危机为何愈演愈烈有着极其复杂的内在因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根本上讲，欧洲债务危机是自身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一次集中释放，是由外部危机和长期内部失衡的累积、财政货币政策二元性矛盾、债务结构以及高福利政策等引发的结构性危机。

首先，主权债务危机充分暴露出欧元体系深层次的体制性缺陷——“最优货币区”理论下分散“财政”与统一“货币”的二元矛盾。长期以来，欧元区在经济方面将货币政策交给欧洲央行，这是一个硬约束；同时，依靠《稳定与增长公约》来监管成员国的财政政策，这是一个软约束。从主权国家的角度来说，财政政策的自主权对其管理和调节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欧盟原本是希望通过各国的财政自律，来实现经济平衡。但在宏观层面上，欧元区成员国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干扰了统一货币政策的运作。在货币联盟条件下，一直以来各成员国都有一种内在的财政赤字扩大的倾向。因为，成员国财政赤字的加大可以刺激本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这既有利于政府征得民众意愿，同时又可以把通货膨胀的责任归于欧洲央行。这就使财政赤字的扩大对各国更具有诱惑力。

此外，由于欧元区缺乏统一的财政控制预算，一国债务只能由本国财政作为担保，在没有统一的财政作基础，欧元信用也显得相对脆弱。债务危机凸显了欧元与美元信用基础的差异。高盛等国际投机资本正是看到了欧洲货币联盟制度设计中的“二元悖论”，利用信用违约掉期交易沽空欧元，拉高信用违约掉期利率，以从而获取巨额收益。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兑美元

其次，主权债务危机凸显欧盟内部经济结构长期发展失衡。欧元区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经济结构和金融周期不一致。金融危机暴露并放大了欧盟成员国各自经济结构的缺陷，例如希腊等南欧国家经济过于依赖消费，公共财政较弱，有赖于外来资本以弥补其低储蓄，中东欧国家过高的经常项目赤字和外债以及德国对出口的过度依赖等。自欧元区成立以来，欧元区内部各国竞争力的差异和宏观失衡日益显现（欧盟委员会主要根据欧元区各国价格和成本的差距以及贸易收支状况来判断各国竞争力的）。根据欧盟委员会最新报告，德国是欧元区几个大国中唯一竞争力出现上升的国家，与之相比，包括欧元区三个大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希腊和葡萄牙却出现了竞争力大幅下降和贸易赤字严重恶化。在1998年至2008年期间，许多国家的经常项目余额均出现急剧恶化：爱尔兰经常项目余额了下降6%，经常项目赤字达到5.2%；葡萄牙经常项目赤字扩大了超过5个百分点，至12.1%；西班牙经常项目赤字扩大8.4个百分点，至9.6%；希腊经常项目赤字则扩大11.6个百分点，达到14.4%的纪录水平。

自欧元区成立伊始便开始实行较低的利率政策，使得希腊等国能够享受低廉借贷成本以维持经济增长，从而掩盖了其生产率低但劳动成本高等结构性问题。相关数据显示，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实际有效汇率被高估超过10%。同时低利率使其政府能够以更优惠的条件为债务融资（希腊净利息成本占GDP的比率，在1995年后的十年里下降了6.5个百分点），掩盖了公共财政的潜在问题。

第三，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希腊等国家过于依赖受危机影响严重的周期性产业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比如，冰岛主要依靠金融业，迪拜依靠旅游业和房地产业。希腊国民经济高度依赖于农业、海运业和旅游业，其中农业产值和旅游业收入分别占GDP的比重12%和17%。2009年前8个月，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希腊旅游收入同比下降13.3%，船运业收入下跌得更为严重，达到31.3%，农产品出口也显著下滑。这些因素导致希腊2009年经济进一步衰退，失业人口不断增加，当年失业率达到9.7%。资本账户项下，流入希腊的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2006年、2007年、2008年外商直接投资仅分别占当年GDP的2%、0.7%和1.3%，2009年前8个月也仅占同期GDP的1.3%。迪拜发生债务危机后，国际资本从希腊撤离的迹象明显，三大国际评级机构降低希腊主权评级进一步增加了希腊对外融资的成本和难度，使希腊财政收支失衡的矛盾更为突出。

第四，从一定程度上讲，西欧债务危机也受前期东欧债务危机所累。多年来，东西欧一直存在着极强的债务链关系。欧盟成立后，伴随着货币一体化的真正实施，欧元区各国独立的货币取消，贸易障碍和劳动力市场的壁垒得以清除，商品实物流动的背后是金融资本输入输出。在欧盟内部：由于各国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低收入国家如东欧、巴尔干半岛以及葡萄牙等国劳动力成本较低且缺乏金融资本，自然成为资本的净流入国，即债务国；而德国、法国欧元区主要经济体以及荷兰、比利时等高福利国家的资本富裕但劳动力成本较高，自然是资本的输出者，即成为债权国。在社会结构和资本需求上，西欧与东欧国家资源、劳动力丰富、价格低廉，而资本短缺形成了互补。具有高报酬率的东欧新兴市场成为日具吸引力的投资洼地，资本高回报率为进入后工业化的西欧提供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西欧的资本也极大推动了东欧经济的繁荣。

然而，金融危机爆发彻底打破了东欧与西欧的经济关系，资产大幅缩水的西欧银行纷纷收紧银根，对包括东欧在内的信贷骤然减少，复苏乏力的西欧国家越来越难以振兴经济并承担债务，被一体化势头所掩盖的深层问题充分暴露出来。

最后，高福利的社会结构使政府不堪重负。二战以后，欧洲基本建立了以高福利为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儿童津贴、病假补助、医疗、教育、住房、失业救济、养老保险、殡葬补助等各类福利制度。特别是金融危机后，长期财政偿付能力使一些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障更加不堪重负。仅以英国为例，英国政府预计到2017-2018年，老龄化每年带来的额外成本将达到GDP的1.6%。增加的相关开支相当于为国债负债率上升37%偿付利息。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预计将使国债负债率上升29个百分点。因此债务危机证明了，是欧洲福利社会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难以为继，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面临政府福利开支超过财政收入的入不敷出局面。这一危机终于在福利主义强盛而政府开支缺乏自制的希腊，首先爆发。（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