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除了中央确有国家战略层面的考量外，广东省主动积极地运作起了关键作用……”对于已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权威人士向《瞭望》新闻周刊透露了其得以顺利出台的原因。

对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樊杰也对本刊记者表示，“过去，地方向中央主要是要项目和资金，现在有的地方政府开始向中央要规划，编制这些规划的动力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尤其是去年以来，伴随着国家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相继出台，各省区市“雨后春笋”般掀起了将地方层面发展诉求搭车到国家层面的区域发展规划编制热潮。

对于这些业已出台或正在编制中的规划，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认为，应一分为二地看待其利弊，“现在出台的区域规划，很大一部分是中央与地方联动的结果，其在制定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着长远考虑不足。比如，哪些地方政府积极，哪些地方的需求就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情况。”

中国社科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栋生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更指出，地区规划的出台能够使地区发展更好地体现国家的发展意图，“但是要防止地区间的盲目攀比，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搞特殊的政策优惠。”

区域发展的双重动力

8月30日，《吉林省图们江区域开发开放规划》正式获国务院的批准，这也是近期获准的区域规划中最新的一个。吉林省省长韩长赋曾对外透露，将以此“打造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新门户，构建我国面向东北亚区域国际合作新格局”。该区域大体包括吉林省中东部两个特大城市长春、吉林和图们江地区的带状区域，区域总面积2.3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770万，经济总量占到了全省的70%以上。

《吉林省图们江区域开发开放规划》只是三个东北区域开放战略的其中之一，与之类似的是黑龙江省的绥芬河综合保税区和辽宁省的沿海经济带规划。近期召开的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会议提出，将全面提升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其核心内容便是组织实施好《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抓紧编制图们江区域开发开放规划，抓紧建设好绥芬河综合保税区。

有专家为本刊记者分析，综合一区(东北地区)之下的三个区域战略来看，其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先期都是由地方积极推动，然后与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大发展战略相切合，进而进入到国家层面成为区域发展的政策，“地方的积极推动成为区域规划出台的主要动力之一。”

以《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为例，辽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的概念最早于2005年提出，当时只是辽宁本省的发展战略。类似的以地方积极推动为主要动力的规划还包括《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方案》以及正在编制中的《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等。

江苏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葛守昆曾对媒体表示，上世纪90年代初，江苏省就曾提出沿海开发战略，但是，当时条件不具备，主要是交通不便，使得沿海开发面临很多难题。“现在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非常及时，也很有必要，将为江苏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也为先进制造业发展、城市化进程带来非常大的变化。”

据《瞭望》新闻周刊了解，为了促使成渝经济区建设尽快上升为国家战略，争取将四川未来10年经济发展中需要国家协调支持的项目、政策等重大问题纳入规划，同时为了争取在国家规划中更多地体现四川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四川发展战略，四川省专门组织专家、学者及各方面力量编制《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地方推动的因素尤为明显。

除了这一类由地方主推的区域规划外，另一类则是中央统筹考虑下制定的区域发展战略。《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便是《国家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中确定的西部大开发三大重点经济区之一。根据规划，关中-天水经济区的战略定位除了“全国内陆型经济开发开放战略高地”外，还将打造成为全国先进制造业重要基地、全国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基地和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

“区域发展规划的全面铺开，这反映出国家对区域协调发展更加重视，在中央与地方两种动力的推动下，一方面地方能够更准确找到自己的定位，依据自身的实际需要寻求新的发展途径，另一方面也能够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实现中央与地方的良性互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地区发展同质竞争

从国家战略层面看，地方之间的协调发展，关键在把握竞争和合作之间的分寸。其中，对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正确理解至关重要。

非均衡发展战略充分考虑了各经济区域的差异，因地制宜，以效率为先，充分发挥了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同时，更多地依靠、利用经济发展规律，有利于稀缺的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发挥最大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