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风格，奥巴马政府的外交风格与布什政府是很不同的，奥巴马总统是一个善于听取意见的人。他基本的方式是搜罗最有智慧的人，坐在一起，各抒己见。他更希望看到大家意见不同。他非常认真地聆听大家的看法，然后作出决定。这一点在内政和外交上都是如此。他的最终决定是要让参与讨论的每一个人都能跟随其后的，或者说让大家都参与进来并且“随波逐流”。布什总统更倾向于独自作出一个决定，向大家宣布要怎么做，这和奥巴马的风格很不一样。所以两届政府的风格有很大变化。
第二，在重大问题的处理上是有变化的。这里主要是中东，从巴以到波斯湾，在这一广阔地区，你会看到美国的政策有很大的变化。从这一点上看，对亚洲的政策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因为中东问题关乎国家安全，所以很自然，它的重要性就是第一位了。
第三点变化，这一点对亚洲有很大影响。奥巴马总统提升一些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性，包括如何在这些问题上与中国进行合作，比如说经济危机，真的是全球性问题，中美双方正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密切合作。另一个对中美关系影响急剧增大的全球性问题，是气候变化中的清洁能源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奥巴马与布什完全相反。对于布什总统，这个问题不是很重要，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不在政府，而是在私有部门。而奥巴马政府认为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大概是接下来几十年地球上最严重的危险性因素，而政府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独自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政府的作用必不可少。你会看到他把这个问题放到中美关系中很重要的位置上，争取与中国进行比与其它国家更加紧密的合作，并且争取使美国在以后的哥本哈根关于全球气候问题的讨论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美国总统当选，一般都是由于其在国内的成就。新当选的总统一般在外交方面都没有什么经验，克林顿、布什、奥巴马、里根、卡特都是这样，只有老布什除外。所以他们通常对中国没有什么看法，通常是在执政之后一年，通过各种外交活动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制定对中国的政策。美国的总统一般都是很务实的，即使是布什总统，他对其他国家是意识形态味道很重的，但是对中国却是很务实的。
而克林顿和奥巴马都是很务实的。奥巴马在全球危机时当政，他要通过中国在重大问题上的反应来决定如何处理对华关系。他要看看中国是否是务实？积极？激进？具有建设性？看看我们是否能够和中国合作？美国还要观察中国对伊朗、朝鲜等需要中国合作的问题所表现出的态度。总统要观察中国是否可以合作，但这不一定说要和我们意见一致。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美国来讲，中美关系是有广阔前景的。如果中国政府的政策方向与美方严重不合，或过于消极，这也将影响中美关系。而中国政府也在同样观察着美国政府。气候变化问题将是两国作出这种判断的重要方面，长期来看我们是会站在同一立场还是站在相反立场？我希望是前者。
记者：谈到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前景，您会做出怎样的判断？是否会有一些因素将在奥巴马时期严重影响到双边关系的发展呢？
李侃如：我们是两个大国。大国都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我觉得中美关系在这三十年的发展中，已经变得十分成熟、具有建设性、广泛而且真诚，我们增强了求同存异的能力，使得没有任何一个问题会削弱两国的关系。我们回到70年代末，在两国建交之初，发生一个冲突，整个关系就会冻结。现在已经不是那样了，我们比那时更加成熟。
中美关系最大的变化是全球性问题第一次真正开始关乎两国关系。过去我们关注全球问题，主要是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因为我们都是安理会成员，仅此而已。但现在全球性问题在两国关系中已经变成核心问题。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也将成为核心问题。今后几个月我们就会看到这些问题将很快发展成核心问题。我们的问题确实是跨越国界的，是全球性的。我们如何在这些问题上进行合作会深刻影响到中美关系，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取决于中美双方的合作。
所有这些反映了两件事：第一，一些全球性问题越来越重要，第二，中国，由于其经济发展，在世界上的作用越来越大，从地区性的作用上升为全球性的。这对中国和美国都是很大的变化。两国都需要适当的调整。
我们之间或多或少有没有不同的意见呢？当然有。美国和英国也有争议的地方，尽管美国和英国的关系十分特殊。大国都有自己的利益，而这些利益不一定总是一致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恰当处理这些争议。中国每年都在抱怨美国政府对中国军事所做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法律要求的。议会成员，说实话，是很反华的。他们要求制定法律，规定每年作出报告，所以政府别无选择。当然，政府可以选择在报告里写些什么。我觉得这个报告的质量这些年改善了很多。这项法律刚制定的时候，我还在白宫。我参与了最早几次报告的撰写，我觉得写得不好。最近的几次报告，有了很大进步。中国对写报告这件事提出抗议，但这并不是白宫方面的选择。我觉得中国应该注意到两点，第一，报告的质量有很大改进；第二，是否写这个报告也正是我们的争议所在，而争议并不会影响到两国整个的关系。所以这既是个问题，也反映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中国的南海问题更为严重，因为它反映了一些更为根本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海军力量正在增强，中国正在通过经济领海来操纵这个海域。中美之间在经济领海的国际界定上分歧很大，其实每个国家都有。中国直到最近才开始有能力对此施加影响。中国对经济领海的界定是世界上最广的，而美国正相反，美国对经济领海权利的界定是最不广的。很多国家介乎两者之间。所以，我认为，考虑到我们两国的海军军备，我们要妥善处理此事，否则将会引起事故，会导致伤亡，这是两国都不希望看到的。两国海军在这方面应该更加关注，争取在不妥协原则的前提下，找到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法，使两国海上变得更加安全。在冷战高峰时期，我们和苏联做过类似的事情，现在没有冷战了，我们应该能够和中国达成这个目标。
记者：对于这些可能无法在短时间内消除的分歧，您认为中美领导人需要把握怎样的原则来进行沟通呢？
李侃如：首先，双方应该了解对方的观点、担忧以及期望，了解自己的政策将如何影响到对方的政策。比如气候变化问题，我们两国政府都对对方的决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都对对方的决策构成了羁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增进相互了解就有助于把这种影响变成积极的。
其次，双方应该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需求，了解需要对方如何配合。你永远不可能要求两个大国百分之百地相互认同。
第三，双方应该知道如何有效沟通。
如果双方都明白这三点，前景将会更加光明。
记者：最近，我们看到中美之间又在建立一种更高级别的对话机制，您对此的看法是什么？
李侃如：中美双方保持广泛的关于战略问题的高层对话是极其重要的，包括外交，经济，安全，以及其它方面，比如清洁能源也是战略性的问题。任何能够保持双方透明、一致、深入、广泛的对话机制，都应该采取。
现在是把现存的两个对话结合起来，变成一个；对话的级别在美国方面从副国务卿级别提升到了正国务卿级别；它不仅是把经济领域的对话与其它领域的对话合二为一，而且也是把每两年一次的对话变成每一年一次。在对话的形式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之处，主要是在今年夏天对话进行之前，对话具体的细节将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应该关注如何建立最有效果的、最有质量的、最有效率的对话，双方把不同领域的机构联合在一起，以便在对话中交换更为综合性的意见。在此框架下建立与此相关的人事及管理机构，以便于达成这些目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