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对美国家庭低储蓄率的观察
美国家庭储蓄率变动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长期维持在7-10%;二是1997年后,伴随着“双赤字”特别是贸易赤字显著上升,储蓄率显著下降。有观点认为,这是90年代中期后各方对美经济“过度乐观”(Euphoria)所致。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解体,经济滑入下行轨道;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欧洲经济也因劳动力市场僵化等结构性问题表现不佳。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具有最优的经济体制,似乎无人能敌,唯一能在增长模式上对其形成挑战的是东亚模式,但1997年后,亚洲经济也受到重挫。近年来,尽管美国经济也遭遇了“9.11”和高科技泡沫破灭等冲击,但表现出很强的灵活性和恢复能力,致使市场对其“过度乐观”。这种观点显著影响着美国居民的储蓄行为。由于此次危机规模空前,预期这种过度乐观的情绪危机后会出现较大调整。
从储蓄率波动的时间分布看,美国本轮低储蓄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而东亚国家储蓄率提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储蓄率上升更是在2002年以后,两者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
六、储蓄率调整的可能选择
全球储蓄率不平衡客观存在,储蓄率高低差异的原因多样,似不能简单地将储蓄率高低说成只与汇率有关。希望某些长期特性在短期内改变不切实际,需从更广泛的宏观角度,综合考虑。
首先,解决储蓄失衡问题,需要综合药方。尽管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但当下并非美国提升储蓄率的最佳时机,还需同时平衡刺激消费和恢复经济增长。东亚国家降低储蓄率也需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价格体系等多方入手。当然,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是其中一部分。在此次危机应对和调整中,中国通过扩大消费内需丰富经济增长动力,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规模在全球位居前列,且以纯支出型政策为主,注重改善民生、促进就业,增加农村地区及弱势群体收入。
其次,各国和国际组织应加大合作力度,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监管。本次危机表明,需进一步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监管,提高国际资本流动透明度。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应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预警体系,防止掠夺性投机冲击。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完善救援机制。在新兴市场出现短暂性国际收支危机时,国际救援措施应迅速,附加条件应适当减少,以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安全感。从国家层面讲,会鼓励这些国家减少外汇储蓄,扩大内需。
再次,合理引导储蓄盈余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新兴市场的储蓄流向发达经济体既不合理,也不符合后者寻求增加储蓄的愿望。东亚国家储蓄率调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显效,产油国高储蓄率在油价未大幅下降前提下仍将维持较高水平,因此全球储蓄不平衡在一段时期内仍会存在。为使储蓄合理流动,提高全球资金配置效率,可以考虑将储蓄盈余更多引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它们是未来全球经济的高成长点,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但缺乏发展必需的资金。
最后,应继续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当前,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计价结算大部分都集中于美元,美元是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据IMF统计,截至2007年底,美元外汇储备仍占63.9%。当一些国家储蓄增加时,如表现为美元外汇储备,就不可避免地使资金流向美国。虽然美国为克服金融危机短期内仍需资金继续流入,但长期看,美国要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并不希望资金都流向本国。同时,全球外汇资产过度集中于单一货币,容易出现事与愿违的异常现象。因此,除加强监管合作、引导储蓄资金合理流动外,国际社会还应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经济金融政策监督,提升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长期内稳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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