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后，广东省劳动部门推出“南粤春暖行动”，打算召开万场免费农民工专场招聘会，帮助500万人次农民工就业，首场招聘会现场被求职者挤得水泄不通。本报记者 林洁摄

2月10日，正月十六，东莞市长安镇长途汽车站。一场小型的招聘会在这里举行。26岁的雷英芳背着包，在展位前搜寻了一圈，显出失望的表情。自正月初九从老家陕西渭南到深圳，她和丈夫已经跑了数十家工厂和招聘会。

“工作好找吗？”电视台记者注意到了雷英芳和拖着行李箱的丈夫。

“不好找，哪里都不招人。到这边一个星期了，一份工没找到，身上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说着说着，雷英芳眼泪夺眶而出。

当天一大早，她和丈夫从深圳龙华登上长途巴士，准备到东莞石碣镇投靠老乡。哪知被长途巴士当作“猪仔”扔在了离长安镇好几公里的公路旁。夫妻俩又累又饿，背着包，拖着行李箱，步行至长途汽车站。面对摄像机镜头，她再也无法掩饰心中的委屈，嚎啕大哭。

2007年底，当时还在一家生产电脑配件的工厂做普工的雷英芳回老家结婚，在家里待了一年。再次回来，珠三角已变得让她有点陌生。“怎么也没想到，今年的工作会那么难找。”雷英芳说。

2008年初秋，各方态度尚比较乐观，认为应无大碍。然而自去年十月份开始，在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东部沿海，由外部导入的危机开始全面蔓延。一时间，诸多企业被曝资金链断裂，某某老板“跑路”了、企业减产裁员的消息不绝于耳。

三个月过去了，2009年春节过后，珠三角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中国青年报记者在珠三角进行了深入调查。

打工家庭感受珠三角阵痛

2月6日，正月十二。春节期间侵袭珠三角的寒潮刚刚过去。广州火车站门前的广场上，到处是肩挑背扛、行色匆匆的旅客。还有很多人散坐在广场上，等待回乡或者进入珠三角腹地。

31岁的罗小华和妻子黄小宁、女儿、妻妹，围坐着几个行李箱。他拨开一个煮鸡蛋，权当午饭。罗小华1998年第一次出门到广东，先是在家具厂打工，2001年后一直在东莞的五金厂工作，做有一定技术要求的模具师。在珠三角打工十多年，罗小华头一次被迫在春节后反向而行，返回老家。

“订单少了，工厂效益不好，裁员，没办法待下去了。”罗小华说。他所在的东莞祥鑫五金厂属于一家叫金鑫的港资企业，金鑫下面有三家分厂，员工最多时近1500人。祥鑫主做模具，员工多时大约近150人，经过春节前的裁员已只剩下不超过100人。

罗小华的劳动合同至2009年1月20日到期，没想到1月15日就接到通知说不再续签。“老板分头通知的，隔一两天裁几个。老板太不讲情义了，说开就开掉。”罗小华在这家工厂工作了四年，拥有八年行业从业经验。

罗小华工作四年，每个月连加班收入在3000元左右。按劳动合同法，应该获得四个月的双倍工资作为补偿。“开始老板一分钱也不想给，后来我们告到劳动局，才给了一个月的双倍工资作为补偿。前三年厂里不跟我们签合同，劳动部门不认可。”

“听说也有工友愿意接受降薪留下来的，但多数人都不愿意，一年挣得比一年少，物价又这么高，怎么活？”罗小华看了看依偎在怀里吃零食的女儿。

无奈之下，罗小华决定带着3岁的女儿回老家。26岁的黄小宁前来送丈夫和女儿。她在东莞市长安镇一家叫景新（化名）的电子企业工作，在生产部做报表。她告诉记者，以前天天加班，月收入能到近2500元。去年10月份以后就没有加班了，月收入骤降至1500元左右。一家三口，连房租、水电、吃饭带孩子上幼儿园，一个月花费大约2000多元，压力骤然加大。而以前情况好的时候，每月能存2000多元。

23岁的黄小凤安静地坐在地上，听姐姐姐夫述说，眼神里满是迷茫。她刚从老家——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县那龙镇——来到东莞。之前她在阳东县城一家酒店做服务员，月收入七八百元。“去年老板答应加工资，下半年突然生意不好，不加了。收入太低，想出来换个环境。”她说。

“想找份什么样的工作呢？”记者问。

“不知道。只要比原来收入高一点就行了。”黄小凤回答。

“如果实在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会回家种地吗？”

“回去？做工找不到岗位，种地也不会，也吃不了那个苦了。我现在只能在城里生活。”黄小凤说。

“她什么都不会，工资可能高不到哪里去，估计也就是1000元左右。”黄小宁提前给妹妹打预防针。出站口处，不断有人流涌出来，扛着大包小包赶往旁边的长途汽车站。他们要么是节后返回原来的工厂，要么是进入珠三角腹地寻找新工作。罗小华漠然看着眼前的人流，轻轻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