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承惠

危机是国际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也是中国增加话语权和发展机会的过程

问：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大家似乎谈的很多了，例如对中国资产市场的冲击，以及外需下降导致的出口企业停产半停产、就业需求下降等，但对蕴含的机遇，谈的还不够。您怎样看待这场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机会？

答：我看首先是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提升了。在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国家可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识到中国不仅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而且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在稳定金融局势、推动刺激经济计划实施、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等方面，西方国家都希望中国参与。美国和欧洲竭力要求我国发挥作用，对于我国来说，这是一次提高对国际金融规则的知情权、参与权与话语权，营造有利于金融稳步开放外部环境的良好机遇，也是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的时机。

除了增加话语权，危机还为中国提供了获取国家利益的机会。通过金融危机开展的国际经济再平衡，实际上是对国际利益格局进行的一次重大调整。由于中国相对处于有利的地位，我们的财政、金融体系稳健，有巨额外汇储备，工业化、城镇化的道路还没有走完，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存在，所以，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这次调整争取尽可能大的利益。例如：我们可以利用国际初级产品价格走低的机会，建立资源能源战略储备，扩大对海外资源的利用；还可以利用世界范围的就业不景气，加快建立人才、技术的战略储备；还有大家议论的很多的一点，利用境外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的机会开展海外并购等。

“抱团取暖”成为趋势，危机往往是企业重组的机遇

问：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是出口，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了全球经济衰退，这对于我国围绕外需而形成的大量生产能力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在这种冲击里，应该怎样去寻找机会？

答：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我国经济的一个严重问题——产能过剩。金融危机事实上是以破坏性的方式强迫全球对失衡的增长模式做出调整，这必然会大大削弱美国等国家以负债支撑的购买力，这将在中长期给中国带来比预期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和通缩压力。美国实际消费在经历了14年的年均近4%增长后，未来几十年可能降至1%—2%，这个缺口任何经济体都无法弥补。中国自1998年开始的大规模投资活动，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短期内很难被内需消化。

但我们也要看到，危机引起外需突减，逼着我们改变严重依赖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积极发展国内消费市场，培育国内市场；逼着我们改变过去低成本竞争的模式，通过自主创新提升我国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所以，危机有利于我们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危机时刻，往往是市场发挥优胜劣汰作用的时机，因为在繁荣时期，弱质企业也有生存空间，而在严酷的形势下，弱者将被淘汰，强者将生存下来并更加强大。危机往往是企业重组的机遇，日本就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始进行金融业的大规模兼并重组。现在我们一些企业也提出，危机时刻要“抱团取暖”，在钢铁行业已经出现了并购迹象。

我们已站在新起点上，危机冲击将为中国新一轮改革提供动力

问：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时刻，我们似乎遇到了对中国经济前所未有的挑战，您认为这次经济危机冲击会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答：历史证明，中国几次经历危机冲击之后，总是带来改革，可以说，大冲击带来大改革。上世纪80年代初的就业危机带来了非公经济的突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企改革和金融体系改革加快推进。我认为，这次危机将为中国新一轮改革提供动力。

比方，调整经济结构需要我们加快能源资源价格的改革；促进内需需要放宽某些基础产业和服务业的进入限制，鼓励竞争，破除或减少垄断；促进就业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和中小企业，而为解决其融资瓶颈问题，就需要改革现有金融体系和现有金融监管模式，等等。

我们已经站在新一轮改革的起点上，尽管改革需要时间，改革的历程和轮廓需要若干年才能看清楚，而且由于利益格局已经形成，改革必然导致部分群体利益受损，但是我仍然相信，新一轮的、更深刻的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的进程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人的勇气和智慧。

国际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希望与痛苦同在的未来。只要政策调整及时、到位，利用好今后几年世界经济低迷时机，仍有条件继续保持经济稳定较快增长，确立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记者 朱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