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与预测

当前中国处在继往开来的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外挑战，更面临着国家盈利模式的重大转型。可以说，2008年是真正具有考验大智慧的挑战年，全球经济危机客观上为我们调整结构、加快改革、扩大内需，提供了强有力的倒逼机制。中国怎样再次聚集农村改革的势能和动力、推动更广泛和深入的制度创新，将决定着中国的优势能否延续。

30年前土地革命造就斯密式经济增长

30年前，中国改革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力。30年后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国战略部署再从农村发力，吹响深水区改革攻坚战的号角。历史似乎又走到了一个轮回，但这不是简单的复归，而是一种质的升华。在中国面临严峻内外挑战的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新一轮土地革命和土地资本化红利的开启所释放出的改革势能，将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核心的、全局性意义。

农业经济效率，要依赖于以农业效率为基础的制度安排，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关键环节的改革路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在其经典著作《改造传统农业》中指出：“传统农业不能为经济增长做贡献的原因，在于资本收益率低下，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在于寻找一些新的生产要素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30年前，一场发轫于农村的经济改革拉开了中国全方位改革的序幕。改革初期，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再造了农村市场的微观基础,沿着放松约束，降低管理成本的路径展开，包括扩大土地经营自主权，降低劳动力要素流动门槛等。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所释放的制度激励使当时的农村经济呈现出勃勃生机与活力，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带动了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革和小城镇发展，造就了受益于分工和效率提高的“斯密式增长”。根据笔者运用生产反应函数估计，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为42.2%，土地改革释放的巨大制度能量为中国迎来了 高速成长的“黄金发展时期”。“三农”为中国的高速增长支付巨大的发展红利。从这个意义上讲，依靠低要素成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大透支了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的发展潜力。

从经济学角度看，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在恩格尔消费定律的作用下，农业份额下降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也是理解“三农”问题的核心。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的产值份额在不断下降，从27.9%下降到目前的11.8%。特别是随着改革向城市和二、三产业的推进，制约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潜在制度障碍逐步显现：由于家庭联产承包制虽然使“分田到户”合法化，但土地仍归集体所有，农民拥有的是有限使用权，农民与承包的土地之间缺乏长期稳定的利益关系，农民无法扩大再生产，只能维持现有的小农经济模式，原有土地经营模式的绩效基础逐渐失去。因此在城市工业快速扩张的同时，城乡、工农双重二元结构日益突出，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而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和资源价格导致产出分配更趋于悬殊，衍生出高储蓄、低消费的经济结构特征，形成了结构瓶颈和发展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