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8”讲话给下一步的改革开放既指明了方向，也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袁元

中国，距离2021年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还有13年，距离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还有41年。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坚定而清晰地描绘出建党和建国两个“100周年”时的伟大目标，并特别强调：“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

提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高度拥护和积极响应。这对正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来说，其意义已远远超越“温故”的视角，它既是对改革开放30年来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对指导思想的恪守与践行，对发展理念的继承与发扬，更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将更加坚定稳妥地向前推进。

理性看待改革中的各种争议

“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将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目标提升到建党100周年，并且与2050年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对接，层次更清晰了，定位更加准确，对于鼓舞民心、凝聚调动各方面力量有着积极意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教授认为，“1218”讲话站位高，现实针对性强，“不仅对改革开放30年经验做了更加全面、准确、深刻的总结梳理，而且将改革开放进程中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通过总结经验的方式提了出来。讲话表示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这反映通过30年改革开放，我们底气更足了，对认定的道路更加坚定不移。”

刚刚从浙江、上海、湖北等地考察回来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各地对于“12·18”讲话非常关注，可以明显感受到各地由此生发的向心力、凝聚力。

“12·18”讲话引起高度拥护和认同是因为，一方面，改革进入新阶段后，其艰巨性、复杂性、系统性和风险性随之大大增强，对这些新矛盾、新问题的出现，社会上仍有不同理解和模糊认识。

另一方面，长期从事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经济学家常修泽教授分析说，中国独特的渐进式改革方式符合中国国情，其问题则在于，新旧两种体制相持的时间相对长，那些从两种体制并存中得到好处的既得利益者可能会与传统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一道，成为影响改革进一步向纵深推进的力量。

因此，中国今后的改革开放将沿着怎样的方向推进，如何推进，成为各方讨论甚至争议的焦点。“12·18”讲话正是用总结的方式肯定了改革的巨大成就，进一步澄清模糊认识，进一步坚定了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决心和信心。

“改革必然会面临来自方方面面的争议”，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刘春分析，掌控改革节奏和进程的决策者必然会“两面作战”，一方面要对预期目标较高的人们进行不断的说服与沟通，另一方面，也要与相对保守的人们进行反复的协商，“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克服各种各样的干扰，从而寻求健康、科学的发展路径。”

“关键在于，如何能够在协商、沟通中，最大限度地凝聚改革的力量，尽量减弱来自不同方向的摩擦或干扰”，在刘春看来，“12·18”讲话对于改革开放的规律性特点进行了理性、到位的解读，有助于我们以理性、健康的态度看待各种不同的争议，而这也正是改革开放能够取得成功的保障之一。

“对于各种争议，中央坚持正面引导，正面强调，其节奏和度把握得很好”，刘春认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很好地解决了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和解放思想之间的辩证关系。

常修泽具体分析说，“不动摇”就是要坚定改革开放的方向，排除来自不同方向的干扰。“改革的重要方面，不是苦于改革的激化，而是苦于改革的不到位。由于改革的不到位，产生了诸多转轨过程中的问题，群众对此有意见。而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是群众对改革的方向不满意，而是对改革的不到位和某些改革中的变形、走样不满意”，因此，中国的改革“虽然有待进一步完善，但是，这一基本方向是不可动摇的”。

“不懈怠”，是要保持一种昂扬向上、迎难而上、求真务实、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

而在当前国内国际形势下强调“不折腾”，常修泽认为，这对于推动改革开放健康稳定发展则有着更为实际的意义，一方面要继续巩固与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与国内一些深层积累的体制矛盾相互交织，只有“不折腾”，才能够确保中国的发展能够不偏离科学之轨。

“民心思稳，‘不折腾’正是人心所向”，常修泽说。

新挑战来自国内国外两方面

谈及下一步改革，多位受访者都认为，中国的改革将开始“啃”最硬的“骨头”，这其中既受基本国情制约，也有因改革亟须进一步完善提出的新挑战；既有国内发展形势的需要，也有适应全球化的新要求。

从国内来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认为，目前仍存在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发展方式粗放；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发展协调性不强；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较大，发展基础不稳固等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

而他分析，这些矛盾和问题，都直接或间接与体制机制不完善相关联。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但距离改革的目标仍有很大的差距：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规范的公司制改造任务还远未完成，非公有经济发展仍面临着许多规制性障碍；市场体系特别是要素市场发育还不完备，维护诚实守信和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和秩序尚未完全建立；政府职能转变仍未到位，政企、政事、政资不分的状况在一些地方比较严重；宏观调控体系还不完善；经济调节与法制管理仍显薄弱；部分社会成员间收入差距悬殊，有效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形成，等等。

“这些新问题新挑战的产生恰恰是由于改革不到位、不完善造成的，今后真正的挑战就是怎么样对改革进行改革，即深化改革的问题”，刘春认为，今后面临的矛盾不仅包括新体制和老体制之间的矛盾、新体制利益结构和老体制利益结构之间的矛盾，也包括新体制与新体制、新利益结构与新利益结构之间的矛盾，“改革的挑战将会更大，需要改革者以更大的勇气来改革自身。”

另一方面，进入新阶段之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与全球开放相联系，中国也在不断改革完善经济运行机制，寻求与国际规则接轨，因此，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开放的路要怎么走，是需要用世界的眼光加以分析。

“改革开放的30年，我们主要解决了打开门、迈出步的问题，下一步就要真正适应和融入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的大趋势之中了”，刘春分析，“如今已经不能脱离世界来看中国了，需要不断转变观念，增强能力。”

范恒山认为，一方面我们需要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建立起与世界通行做法相衔接的规则与制度，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国际市场，更多地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建立起有利于提升国际竞争力和有效防范开放风险的、富有特色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抵御外部势力侵蚀，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使自己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行使优先权利。

“中国改革正进入最艰难的攻坚阶段，一些高风险的改革将进入实质性操作”，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常欣告诉记者，30年来中国在改革的过程中，强调“稳定是改革的基本前提”，由于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避免了不少国家遭遇的转轨型衰退和剧烈的社会震荡，而在今后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还需在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保持社会稳定方面下功夫。

下一步改革的新空间

“12·18讲话中的新的提法多，体系开放”，采访中，谢春涛分析说，“讲话给下一步的改革开放既指明了方向，也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讲话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

“之所以不用‘模式’的说法，是因为只有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发展理论、体制机制才会基本定型，现在仍在探索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尽管总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发展道路，以及改革开放30年的宝贵经验，但这一体系仍未定型，是开放的”，在谢春涛看来，这正是决策层的一种清醒的认识。

在采访中，下一步要“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为多位研究者的共识，而这实际上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交叉点。

刘春认为，在这一领域的改革前30年已经迈了一大步，今后发展的空间很大。“构建和谐社会和解决民生问题将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动力。因为搞社会主义民主不是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理想世界，而是为了真正解决中国人的生存、发展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民生的理解有多深，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推动力就有多大”。

另一方面，刘春提出，在改革开放的推进过程中，要提高党和政府对社会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和动员能力。“随着改革深入的推进，利益结构处于分化、组合的急剧变化中，能够在法制的轨道上，有效地实现社会组织、社会动员和社会协调，关系重大。而现在我们体制中的某些环节仍存在着效率低、主动性不够、反应滞后的问题，导致社会组织、协调能力不到位，信息闭塞，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的隐患”。

而改革开放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则是“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常修泽看来，进入新阶段之后“共享”需要从原来的“物质需求”拓展到更广阔的层面和更高的境界，即：共享改革发展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社会成果、政治成果四个方面。“视野要更宽一些，由单项的、低层次的共享，逐步走向多项的、高层次的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