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暴横扫全球 中国能否对抗 2009年中国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与预测
中国4万亿力撬内需 应对经济下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09年走向
年终岁尾之际,回顾2008,确实是及其不平凡的一年,这里笔者归纳了6个不平凡:一是从经济周期看,是热冷周期性交汇的一年;二是从发展增长看,是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年;三是从宏观调控看,是本轮高速增长五年来“最困难的一年”,从年初的“双防”到年中的"一保一控",到9月的“保增长”,以及11月的"保增长、扩内需",再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基调被完善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可以说是调控力度最大、应对措施最频繁的一年,因此也被有些学者成为“政策年”;四是从外部冲击看,遇到了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无论是从全球流动性过剩到流动性通缩,还是能源价格暴涨暴跌,或是全球主要经济体步入衰退边缘,国际形势从上半年到下半年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走势,是全球经济最为跌宕起伏的一年;五是从自然环境看,我国又是遭遇自然灾害较多的一年;六是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史看,中国又处在继往开来的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面临着国家盈利模式的重大转型。可以说,2008年是真正具有考验大智慧的挑战年,中国能否经受得住这次考验,将决定着中国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也决定着中国强国崛起的新的竞争优势。
从上述6个不平凡看,除了第五点的天灾是不可抗力因素之外,其它几个不平凡的挑战,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波澜壮阔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把经济发展历史的长镜头拉长一点,我们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需要从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考察,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经济总量先后超过俄罗斯、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2008年很可能超过德国,中国经济将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中国为什么能长期持续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三大红利:“要素红利、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这三大红利支撑了中国黄金发展30年。
从要素投入的红利角度看,过去30年改革期间,劳动力优势是催生中国出口导向模式的主要原因,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和特定的经济制度导致产出分配趋于悬殊,衍生出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特征。1978年GDP中间储蓄率占38%,2007年的时候占到了51%。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低劳动力成本、高储蓄、高投资、高资本形成。然而随着全球经济危机和供给冲击的影响,依靠人口红利、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形成的所谓“投资成本洼地”效应,逐步减弱, “低要素成本”时代一去不返。
改革红利: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决定一国增长的不仅有劳动和资本、技术等要素,而且还有制度驱动的经济增长。而中国改革进程带来的就是制度化变革产生的强大溢出效应。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从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开始,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再到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可以说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政策性和体制性需求,为中国经济30年持续的高增长释放了巨大的活力空间。
全球化红利:改革开放30年,中国正赶上了全球产业与贸易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美国将传统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特别是有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强的新兴市场地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被不断地纳入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中。改革开放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提出,一方面使我国的外源性增长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对外依存度和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也大幅提高,其中进出口比值占GDP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9.7%上升到66.2%,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60%,使中国充分融入了全球分工体系。
2008年全球经济形势的巨变,使中国既要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又要把握“前所未有的机遇”。从挑战来看,一方面是长期增长动力衰减的冲击与挑战。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制度变革、要素投入、全球化、人口红利所提供的长期增长动力都在衰减,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增长,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然而,当前全球经济格局之变让我们重新审视和调整未来的增长之路,中国经济高增长能否持续?当传统比较优势下降,经济内生原动力明显不足时,是否能够寻找到启动新经济增长的发展引擎。
另一方面危机也使得中国产能过剩的周期性调整提前到来。随着全球经济的放缓和出口下降,2003-2007年我国企业的高产能扩张问题演化为中国经济运行潜在的最大风险之一。在2003-2007年全球经济扩张时期,西方国家主要经济体总体呈现供给不足型状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化了新兴市场的大量产能。然而,美国次债危机爆发后,随着地产、股市和衍生金融产品等资产泡沫依次破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金融商品交换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物质产品的过程趋于萎缩甚至可能中断。与美国金融和消费相对应的是中国产能过剩的另类 “去杠杆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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