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 中新社发 王辰 摄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昨日发布“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研究报告，结论为，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

面对此观点，原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高铁生在发布会现场拂袖而去。国务院三农问题智囊则明确表示，天则的结论“经不起讨论”，18亿亩耕地红线不容突破。

“耕地和粮食产量无直接关系”

与会嘉宾：原粮食储备局局长拂袖而去

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的 “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昨日在北京举行。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教授在会上指出，中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曾经发生严重的饥荒。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于五十年前，国内国外的条件和环境全都变了。国内已经解决了粮食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国外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和全球化的市场。发生饥荒的可能性即使不等于零，也是微乎其微的。“可是我们的粮食政策还立足于饥荒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假定上。”

茅于轼称，特别值得担心的是把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面积联系起来，要求确保18亿亩耕地不许突破。我国改革以后的三十年人口增加了45%，粮食产量增加了60%，而耕地是减少的。可见耕地和粮食产量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对茅于轼教授的观点，应邀嘉宾、原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高铁生教授说，原来以为是一个研讨会才来参加，如果只是一个学术成果发布会，他的很多反对意见将无法充分阐述。随后，他退出了会场。

“保护耕地致房价大涨”

国务院专家：经不起讨论 提高利用率不需占土地

在发布会上，茅于轼教授说，目前保护耕地面积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房地产的价格大幅度上升。价格上升并不是钢筋混凝土贵，也不是劳动力的工资高，而是土地供给有限。另外一个长远的后果就是延缓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几亿人口要进城不可能不占用农地。

“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组成员赵农研究员表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因而提供充足的粮食用以确保大众的消费，是完全必要的。而我国的体制改革之所以发端于广大农村，正是因为粮食的短缺构成了当时社会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所以，当时将粮食安全列为中国的首要国策，是非常必要的。三十年之后，粮食安全的问题在众多的重大国家政策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退居次要。将粮食安全与保护耕地面积绝对地对应起来，或者说要求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务院三农问题专家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这个结论经不起讨论，事实是，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占地130多平方米，而国际上才80多平方米，现在中国需要的不是占用农民的耕地，而是需要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市场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国务院智囊：中国若缺粮，全球谁供应得起？

在发布会现场，《每日经济新闻》问茅于轼，按照天则的研究结论，是不是说中国已经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也不存在耕地保护问题，只要有市场，一切都可以解决？

茅于轼回答称，是这样的。在市场经济的自由交易、要素替代的机制下，在国家粮食库存和外汇收入充足的情况下，基本不会发生所谓的粮食安全问题。在现代中国，粮食不安全或大饥荒的事例只发生在经济不自由的计划经济时期。无视耕地作为一种农业要素具有可替代性，并将它与粮食产量——乃至粮食安全绝对地“捆绑”起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是缺乏根据的。政府划定的耕地红线注定是要被突破的，而且原有的21亿亩红线已然被破，这条红线束缚的只是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

上述国务院三农问题专家指出，中国粮食安全的保障，一方面靠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即18亿亩耕地红线不容突破，一方面靠提高生产能力。目前的条件下，靠更新生产能力提高单产已经很难了，所以18亿亩耕地红线是中国粮食安全最重要的保障。对茅于轼通过国际市场购买的说法，他很不以为然：“每年全球粮食交易量才2亿多吨，而中国每年粮食需求为5亿吨，中国如果缺粮，谁供应得起？！”(每经记者 殷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