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渤海经济圈被认为是中国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的第三个经济发动机。而天津被冀望成为该地区的龙头城市，十七大之后，关于天津的战略意图更为明确：强力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将之打造为环渤海湾经济圈的龙头，从而带动华北、东北等中国北方地区的现代化。

现在，该地区的政经生态，产业重构，地区融合，现状发展已具备哪些形态，其困惑又在何处。本报近期对之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零距离观察。

我们选择天津，这个被称为中国经济发展“第三极”的龙头，作为开篇。

“人烟稠密，交易频繁……繁荣的商业景象实为中国其他各地所罕见。”英国记者雷穆森在其所著的《图说天津史纲》这样描述。

18世纪初，由于埠际间商业的发展，天津出现了汇兑业务的钱庄，此后，南北商人竞相效尤。商业、金融业的发展使天津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北方的商贸中心。

1870年清廷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二十余年间力兴洋务运动，创办天津机械局及开创近代矿业、交通、邮电事业，天津一跃而为中国洋务运动的中心。

在中国近现代工商业史上，天津与上海并称双雄。中国第一个碱厂、第一个纺织厂、第一辆自行车、第一块手表、第一台电视机、第一条铁路、第一个大商场都诞生于此。

建国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天津也曾延续这辉煌：飞鸽牌自行车、海鸥牌手表、牡丹牌缝纫机曾并称为“三大件”烙印在国人的记忆之中。

但此后，“天津”(名字出现于永乐初年，为朱棣所赐)，这个意为天子渡河的地方，却停滞了很长一段时间。

现在，事关天津的一段新历史正徐缓展开。

正如人们所预期的，今年3月到任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顺利进入中央决策层；同时，在十七大报告中再次提及“天津滨海新区”，强调“更好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有识者称，对于这座蹒跚已久的城市，这是一个历史的新起点。但留给天津的时间并不太多，南开大学前校长侯自新曾表示，滨海新区的成长期只有10年，10年间，它必须长成为中国的第三极，否则，将错失机遇。

长长的等待之后

在尘埃落定的10月21日，本报记者在天津采访一位学者，他的看法是，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至此已完成了全部的法定和政治论述。

如果从2000年、2003年胡锦涛两度考察天津算起，这一论述过程已经历了7年多时间，其间至少包括如下重要步骤：

2001年5月13日，温家宝考察天津工作时，正式提出“加快滨海新区建设，不仅对天津，而且对我国北方的发展都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

2006年3月16日，全国人大批准《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作用，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

2006年5月26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国发(2006)20号文[，明确指出：“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是在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

“中央的环渤海战略、开发天津滨海新区的战略意图应该已经清晰了，但如何环渤海协调发展、如何开发天津滨海新区的全盘方略尚不清晰。这里面需要中央政府与天津市委、市政府之间的互动密斟，因此需要等待十七大，从中央到地方的人事布局尘埃落定，央津互动模式确立，之后天津滨海的开发才能走上快车道。”前述接受采访的天津学者对本报说。

中央-地方关系是区域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尤其是想要进行探索、形成突破的区域。研究区域经济的香港理工大学朱文晖博士多次论证，与中央的良性互动对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反之亦然。

一般来说，这一关系包括三个环节：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央决策层的战略意志和政治决心)、建立央地互动模式(信任和共同目标)和政治背书(试错权的获得)。本地政经观察家指，在后两个环节上，天津滨海新区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在互动模式环节，中央与天津市决策层之间的直接互动模式有待完善；天津滨海新区与中央各部委之间需要寻求共同目标和价值；天津实操层面需要政治智慧和勇气。

“中央、国务院确实给了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权’，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2005年6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天津宣布，国家的重大改革可以放在滨海新区‘先行先试’。”《天津滨海新区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肖金成对本报说，“但如何运用和落实先行先试权，却费思量。”

肖身为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从2004年5月到2005年3月，他的课题组为天津滨海新区所做的战略研究，其中许多建议被写入了关键性的“20号文”。

而天津滨海新区于2006年4月26日被国家确定为综合改革配套试点后，滨海新区上报的综改方案多次被有关部委要求修改，数易其稿，至今仍未获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