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探索者

所有上述改革内容都有原则要求，即按照中央部署，从天津滨海新区实际出发，先行试验一些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探索新的区域发展模式，为全国发展改革提供经验和示范。

同时兼职南开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导的郝寿义，更愿意结合学理去分析方案出台的背景。

“过去我们的改革一般是自上而下的，更多是经济方面的，也更多是单项推进；但改革推到一定程度，单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不行的，需要综合配套考虑。”郝寿义说这也是各新区改革推进的共同出发点。

他还特别解释了滨海新区作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浦东新区、成渝试验区的差异。

他指出，由于上海经济较为发达，基本上定义为后工业化典型，所以国家在此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目的是建立高端服务业，促进经济的升级调整。

而天津还处于重工业中期，目前已确定8000多个重要工业项目，在这个区域重化工业的发展相当重要，由此就涉及到生态的保护、科技的创新等，故国家在此开展的是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而成都和重庆则是城乡一体化试验区。

由于天津的改革涉及到金融体制，上海有关方面曾与天津专门商讨过在金融市场可能存在的竞争。郝强调，与上海不同，滨海新区的金融服务主要是为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提供金融支持。

郝寿义还表示，不担心滨海与附近曹妃甸港区的关系，“从国外成功经验看，一个新区要发展，必须在其周边形成若干个差不多的‘伙伴’，城市群间可以互相促进”。

郝坦言，尽管即将出台的10个重点内容60个改革项是明确的，但并无具体实施方案可借鉴，需要自己去探索拿出可行性方案，并向国家申请具体制度。这就对当地政府、各利益主体提出更大的要求。

郝寿义称，滨海新区改革推进最大的障碍来自于观念，“深圳上海的观念是‘我要改’，而天津更多可能是‘要我改’，下一步需要更主动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