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围楼的起源

根据大陆圆楼专家黄汉民先生实地调查及考证结果，认为圆楼起源应为福建漳州地区，而且漳州地区目前存有相当数量之圆楼。认为公元六八六年唐高宗命大将陈政及陈元光父子（开漳圣王）进入福建南部，平定这一片蛮荒之地而开漳州。但当时漳州原住民“畬族”长期与朝廷对抗，因此陈元光开漳州后设四行台及36堡，守军与汉化居民住在「城堡（或称山寨）」内，目前漳州所属各县市残留之山寨遗址，其残留之墙基还可明显看出圆形式。再从而演变成「圆寨」，即圆楼之基本形式。但是这种说法不能让人信服，而且泉州也有圆楼。

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圆楼的起源是，明清时代福建乡村土堡的演变过程，从最初单纯为着切敌御盗的军事意义，而逐渐向军事和生活两种作用并重，最后生活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军事的所用，这应该是福建土堡发展的一个规则。“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有：围城式、碉堡式、家堡合一。”家堡合一式土堡具有更多的优点显然是在总结上述两种土堡的经验教训之后而发展起来的。

对于这个说法，刘佐泉教授则持不同意见，他经过考察得出结论：作为围城式土堡的代表性建筑物是闽西连城县新泉张氏家族所建的土堡，该堡是在明朝嘉靖以后方修建的；作为碉堡式土堡典型的是漳平县永福乡李庄下楼的长青楼，系明万历年间李氏所营建。而仅福建南靖的普查，初步查出全县有大型土楼共492座，其中圆形土楼306座，方形土楼187座。并经过考证，发现其中有元代建造的5座，明代建造的24座，清代建造的50座，福建现存最古老的土楼是永定县湖雷乡下寨村的馥馨楼，它建于唐大历四年（公元769年）。

因此圆楼的起源是比较如黄汉民先生认为的，但黄汉民先生认为「城堡（或称山寨）」是中原移民的居所，但目前潮州史记载有陈元光和他的父亲陈政隋朝时就在潮州了，而且通过汉墓明器考古发现，笔者认为圆楼的起源是在地原住民和汉化后的原住民产物，另外饶平土楼明清时先后建有300座，后来争相模仿形成风气又大量建造，最后达677座之多，也是观察的一个重点。

中原地区在商周时期就有成熟的土坯制作技术和夯筑技术，可以建造民居、宫殿和城池，至秦汉时期已有空前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和魏晋时期，中原的封建庄园经济迅速发展，庄园主不仅拥有大量的土地和牛羊等生产资料，还组建自己的封建武装部曲、家丁，修建起防御工事——坞壁。《后汉书˙李章传》云：“时赵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所在害。”当时董卓的坞壁，其墙高可与长安城相比。

在中原和广州的东汉晚期墓葬中，均出土有陶坞建筑模型，“平面皆为方形，四周绕以高大的墙垣，前后各有大门，门上出挑梁以承门楼。四隅各有方形角楼”。这种带碉楼的坞壁建筑，随着中原地区战乱频繁、朝代更替、少数民族入主，打乱了汉族原有的经济、政治和血缘关系，失去了封建庄园和坞壁的存在基础，故至今在中原大地上很难见到古朴的类似的建筑了。这和汉语在中原的情形是相同的。

在南方的古越族受到汉文化的同化，语言和建筑除了原有的干栏式建筑，也接受相当中原汉族的传统建筑文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于赣南、闽西、粤北、粤东和粤中的惠阳、深圳等客家地区，用夯土、土坯、卵石和青砖，建起一座座圆寨，府第式以堂横屋为基本结构的围龙屋和城堡式的四角围楼等多元文化形式的客家围。

广州出土东汉后期墓葬陶屋明器，除了曲尺形占很大比例，最典型的是三合式陶屋和城堡模型。前者以曲尺式宅屋的单廊屋（后室）发展到双廊屋，后院围作圈栏，围墙一侧有斜梯，两后屋必有其一作厕所用。屋脊两端上翘角状，已近鸱形。后者绕以高墙，前后各有大门，上建四阿顶门楼，四隅各建角楼，也是四阿顶。门楼、角楼，墙垣上都开有瞻望窗，一望而知是防卫性极强的坞堡。这种形式的宅院，直至近代仍可在粤北、粤东山区以及宝安一带见到，当地俗称“四点金式”、“四角楼”。从模型上的陶涌活动，可以反映出曲尺式、楼阁式和三合式住宅的主人是中、小地主，而坞堡的主人是拥有部曲的豪姓大宗。

元末明初，元人退出关外，但沿海倭寇，海盗为患，屡侵入漳州各县城乡抢劫烧杀，民不安生，许多村庄仿卫城模式，聚族建土楼御卫。明末清初，郑成功率军与清兵在闽南一带拉锯战，民间又建不少土楼、石楼以安生。

用量最大的红壤土，在闽西南乡村随处可见，瓦砾土和田岬泥也很容易取得。这三种土是决不能单独使用的，必须经过配制、复合、发酵。这是一道不容疏忽的工序，它事关一座土楼的百年大计。所谓三合，即是土(当然是发酵成熟的土)、砂、石灰的“桃园三结义”。三合土又分为湿夯、干夯、特殊配方湿夯三种。

湿夯三合土以砂为领导力量，石灰为第二梯队，土为第三梯队。干夯三合土则以土为核心，砂和石灰团结在周围。

特殊配方的三合土就是广为人知的加入红糖、蛋清、糯米的三合土。有些人有想当然的习惯，以为这三样东西是直接加入的，岂知红糖、蛋清容易招引蚁虫，为土墙安全之大患，是绝对不能直接加入的。这一配制过程，客家人同样又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将糯米磨成粉，先以冷水和匀，然后加入大量热水，使糯米粉汤变得非常稀，再放进红糖，然后在温度冷却之后再打入蛋清，最后将这特殊制造的粘合剂倒进三合土之中，用锄头翻动，使之彻底和匀。客家人数百年前配制而成的这种粘合剂，其凝聚力远胜于水泥，多少土楼历经风雨、战火和地震，至今固若金汤，就是最好的形象广告。

不过，这种三合土特别是特殊配方的三合土，价值不菲，所以客家人常说一句话：一碗猪肉换一碗三合土，而闽南人则将猪瘦肉、猪肝、猪小肠合煮称作三合土。

建楼的主人一般只要请木匠师傅、泥匠师傅各一人，他们就会带来助手和徒弟。木匠师傅大多是一个徒弟，最多两个，泥匠班子则要大一些，但也就七八个人。这样精简的组合要建造一座庞大的土楼，从“制度”层面上杜绝了人浮于事，保证每个人都是建楼的行家高手。

泥匠班子通常需要一定数量的小工，运土、吊土、上料等等，这些下手活一般由本家族的人来干，别一家族的人常常也会来帮忙，这是不用付酬金的，这次你帮我下次我帮你，一工还一工，这是客家人相互帮助的优良传统。

对于一个土楼泥匠师傅来说，他的全套工具形制简单，却有着神奇般的魔力。一副墙槌版(墙模)、两根夯杵、若干圆木横担、一把大拍板、若干小拍板、一盘绳线、一把木尺、一把三角尺、一把水平尺，还有铁锤、锒头、铁铲、丁字镐各一把，泥刀、泥锄、木铲若干。

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工具，土里土气的工具，在客家人手里像是有了魔法，如神仙的魔杖一样“变”出了一座座土楼。

木匠师傅必须在泥匠师傅之前进驻现场，做好泥匠师傅夯墙时安装的木构件。对于一座土楼，主人和两路师傅只有一个大致上的构思和设想，不像现代建筑一样体现在设计图纸上面，而存在于心里，可谓“胸有成楼”。在实际施工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大量的具体问题，这就需要主家和师傅三者之间协调一致、相互合作。如果一方不幸染上现代官场常见的扯皮毛病，整个工程就无法进展了。闽西南乡村数以万计的土楼，可谓都是精诚合作的产物，就这一点而言，现代人实在有必要向土楼的子民学习一点合作的精神。其实对主人来说，他在聘请师傅之前，往往会留心两路师傅是否脾气相投，能否合得来，而泥木师傅也总是喜欢寻找合拍的对子。

一座土楼的动土奠基，这里有一套完整的仪式：烧香化纸、杀鸡祭拜天地、安符出煞、洁净地面。土楼的开工仪式，充满着对祖先的追思、对自然的敬畏。

土楼地基的基坑，客家人称为大脚坑。地面以下的石砌基础叫大脚，地面以上的墙脚、腰壁叫小脚。大脚坑的宽度比小脚的宽度大一倍，深度则根据楼高与地质来确定。大脚以大石头干砌，缝隙用小石块填紧，其四个边角必须用整块的巨石，以确保屋角地基的稳定，边缘还要填土夯实。小脚一般采用表面较为平坦的石块，以三合土湿砌，通常高度是50厘米，但也有更高甚至高至门楣以上，这主要是出于防备山洪的需要。

小脚砌成，师傅可以放松几天，等三合土墙面干固之后，再开始夯筑土墙，俗话叫作行墙。这是建造土楼最主要的工序，所以行墙前夜，主人要请泥木匠师傅、风水先生和小工、亲戚吃喝一顿，大块肉大碗酒，不妨豪兴一点。第二天，鞭炮震天动地地响起来，烟雾缭绕，散发着浓烈的气息。墙槌版贴着红纸，靠在小脚上，像是准备出征的满面红光的将士。村里人们都知道，这是土楼开始行墙了。

第一版墙一定要用最好的土，以最重视的态度夯得最坚固。如果没有风水上的说法，第一版墙从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方向开始都是可以的。行墙一周之后，就要换一个方向了，即从正反方向轮流进行。

土楼底墙一般厚达1.5米到2米，1米左右便不多见，也许人们会说，这厚得有些过分了。其实就夯土技术来说，这不仅谈不上厚，而是显得太薄了。宋朝《营造法式》提到的“标准”是：“筑城之制，每高四十尺，则厚加二十尺。”“筑墙之制，每墙厚三尺，则高九尺。”如果按照这一标准，夯3米高的土墙，墙的厚度就要1米，你想想这工程量有多大，而且要占用多少空间?三层土楼的高度一般都在10米以上，四、五层的则高达10多米，最高的是南靖的和贵楼，高达21.5米，底墙厚度却只有1.34米。客家人的土楼超越了《营造法式》的标准，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实：客家人的夯土技术得自真传，炉火纯青，始终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令人望尘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