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先民自宋元明清诸朝渡江越岭进入岭南后，平厡发达地区早已为广府，福佬两大民系的主人所据。客家人只能在粤北，岭东的山谷盘地与畬，俚，瑶等土著杂居。山区地形复杂，气侯恶劣，野兽出没，水旱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繁，与广府福佬边区又经常发生“土客械斗”，畲. 俚，瑶等兄弟族群的侵扰，封建宗族观念所激发村姓之间的相亙内斗，等等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决定了客家人建设家园时，在因地制宜的同时必须考虑的种种复杂因素。同时又寄托对故家遗俗的眷念，对亲情宗族的依恋及对美好生活的响往与追求。

客家人选择居址的歩骤主要有四步：即一看砂龙二看水三定方位四选日。砂龙包括来龙，靠山，朝山，案山，龙虎砂等。长江以南为南龙，又称巽龙。来龙自然发祖遥远绵延不绝为最佳，屋后山由高变低，由老转嫩，“老阳不生，老阴不育”。坡度不可大急，不宜太高，高急则易发生泥石流，要草木丰茂，山之草木如人之毛发衣服，人之将衰其毛发不能生又岂能孕育后代。往往客家山区凡屋后林木茂盛的，一定是祠堂的所在地。此外靠山又要端庄秀丽如金钟，如座椅，如娥眉等，谓玄武有力。两侧的山岗要如龙虎低伏，弯抱有情，不应横穿直去，不宜崩漏反击等，要与溪水缠绕，所谓“下砂收尽源头水，子孙买尽世间田”。 溪水要汇聚到门前水塘之中，然后弯曲流走，谓“朱雀朝仪”。屋前山岗不宜太高压逼，如矮几如案台如书桌，要关锁堂局， 书云：“地嫌无案山，衣食必艰难”。 远处的朝山要如天马，如笔架如旌旗等等凭空臆想。 宋堪舆家廖金精为人觅穴场，欲下之，有庸师说：“前有断头山，恐出断头儿。”廖反口道：“敇文水到，我杀他人头，日后当出邢典之官，执生杀之权”。等等牵強附会，自圆其说。

客家人在如此一个相对封闭便避的环境中建造如四角楼，围龙屋这样防御性极強的民居，其风格充分发映了客家人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境下，中庸保守的农耕观念及官本位思想。其特色有别于广府，福二系近水，近市，近田，近交通要道的选址风格及重商轻政的海洋文化。历史上客家人从来就不缺乏象王汝砺，叶梦熊，文天祥，丘逢甲这样忠君报国的忠臣义士，而缺少的是洪秀全，康有为，郑观应，孙中山这样开风气之先的历史楚趐。

水源对水土流失严重，水利设施自古落后的山区则显得更为重要，在民居选址时也得到了充分的考虑。民国以前建造的村落，祠堂门前多数有圆形或半月形“风水塘”， 具有消防，灌溉，排污，养鱼，调节气候，美化坏境等功能。现代射电天文学研究证明，宇宙之气除空气之外还包括宇宙创生时的微波辐射，和星体电磁辐射，即微波。微波与光有折射，反射，绕射的特性，水就是最好的吸气场和介质。故勘舆家把山环水抱的格局称为“藏风聚气” 的风水宝地。此外，水动为阳山静为阴，阴阳界止方有融结之地，“寻龙先看水无水不下穴”。 朱子云：“两山之中必有一水，两水之中必有一山，水分左右，脉从中行，郡邑市镇之水旁拱侧出似反跳，省会京都之水横来直去如曲尺。”山水依附如人之骨血。当今世界大都市大多有大江大海依附。又云：“两水相会大则都会，小则州县”，如河源市发祖大庾岭，南走九连山，境内千米以上山峰有八座，一路辞楼下殿，至万绿湖为“龙带天池”，然后融结于东江和新丰江相汇之处。得山水之利，工业和生活用水无忧。同时一村一镇乃至一市水的出口方即“水口”处 要有小山拦阻，所谓“天门开地库闭”也，犹人之钱袋其开口要小。水口小则可提升上流的水位，利于减少水土流失，预防崩岸，改善生态环境及土地灌溉等。如新丰江水利枢纽工程，惠州的剑潭水利工程等。“水口”太大或出口方刚好处东南文昌巽卦，则最好起塔或亭台用来镇水口起文风。如河源的龟峰塔，和平林寨古云亭等皆托宗教纪念之实兼风水地理之利。又云：“凡地水深民富，水浅民贫，水急民凶，水淸民秀，水浊民愚，水臭民奸”， 宋人吴景鸾过婺源县二十七都朱文正公祖地时，偶渴探泉饮之，奇曰：“是泉有翰墨香（以水味取象），岂但贵也，当产大贤”云云。笔者认为一村一地水流浅急则水利设施必不完善，旱涝等自然灾害频仍，而致其地之民凶贫之境也。水浊且臭则一定环境污染严重，“癌症村”，“弱智村”等皆从中来。笔者曾到连县，乳源，连平，和平等山区，见许多民居虽处山巔之上，但其中必有涓流清泉，杨公曰：“好水一勺可救贫也”。

三合家对什么方位迎送何方之水来去又有更复杂的理论。他们将八卦分成24方，每一方在金，木，水，火，土五行中都有所属，仍后再分长生，沐浴，冠带，临官，帝旺，衰，病，死，墓，绝，胎，养等12宮。大抵水喜生旺方来而由绝墓方消。还有“九星水法”，《玄空学》的“城门诀”，“ 八煞黄泉” 等等。笔者多年验证认为如上诸法最为荒谬。好水不论何方来去应按自然生态，灌溉，工业及生活需要而定。反弓直泻不论何方来去皆凶。蜿蜒美观何方之水皆吉。天下之水多朝东，东方乃木的生旺之方，而东南沿海正是我国生机勃发的热土。

山水已备然后定方位，客家人决定房屋的方位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始于宋代赖文俊，五伋等，而成于清代学者蒋大鸿，沈竹礽的《玄空学》，又称“理气派”。他们简单来说就是将每60年定为一元，20年定为一运，然后逐元逐运逐年逐月用九宫飞星的方法推演，飞到吉星的方位为吉，飞到凶星的方位为凶，讲究旺山旺向。另一派则奉唐代赣人杨筠松为先师的“峦头三合派”，较有影响的著作是元代刘秉忠的《平砂玉尺经》，及清代学者蒋平阶校辑的《水龙经》。他们此较重视山川水文地势，又将八卦分成24山，每一年都有大利，小利，及不利或大凶（三煞方）的山方，不同的年份和家主取不同的方位开工起造，否则要等大利的年份才可动工，曰“分金差毫厘，富贵不相见”， 同一场地却有：“信我出公侯，信他出贼头”之语。笔者认为这两种“方位之法”唯心色彩都比较浓厚，无科学依据，过份喧染夸大，不足信不可取。有天然之地，必有天然之方向。书载：明权臣严嵩之妻欧阳氏亡，延地师数十人找寻吉地安葬，月余，终难求水法方位俱皆的吉地，一日，一地师向严复命说：“已觅得一佳地，葬后子孙当有严相之盛，但须七代后方可贵显。”严嵩大喜，遂命人开工挖穴。至挖开地穴，发现地下竟埋有一座古墓。细看墓志，竟是严氏先祖，上溯下推至嵩刚好七代，于是立即命人重埋，后严败，谓误人误己。风水之学误于“水法” 及“方位”之说也。

决定方位之后最后是选定黄道吉日行墙开工。吉日良辰的选择基本按客家山区通行的兴宁《罗家通书》，潮汕《晋云书》等斗首择日法选定。笔者注意到小到婚庆喜事大到轮船下水，火箭升空，元首出访等等无不是黄道吉日，这是时至今日难于用科学的方法加于解释的疑惑。

综上所述，客家先民在生活，生产实践中所总结出来选择居址的方法，有些是唯心主义的槽柏，应当唾弃，同时也有部分观点与自然规律相和谐，与人文伦理相协调的经验应予传承。遗憾的是一些“风水师”自身不学无术却故作高深，画蛇添足使之变成玄之又玄，充满迷信色彩的江湖骗术。历代学者又不断加于派生，喧染，攻讦，以致钻进了学术的死胡同。使本来源自中国的周易八卦学说，风水学在国内被视为洪水猛兽，到了韩日诸国则被提到申报世界文明遗产的议事日程上。不啻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