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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道然 1990年出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大三学生。
对话动机
钟道然近日出版《我不原谅》一书,对于中国教育制度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批评和反思。百家讲坛主讲人易中天为该书所写的序言,称“最需要‘以人为本’的领域,却最不拿人当人,这真是一个奇迹!”
钟道然拄着双拐出现。
热衷于踢球的他踢出了“事故”——腿骨折了。
在《我不原谅》里,钟道然先批评了中国教育缺乏独立精神,进而对中国教育进行了行业性分析,称中国教育的实质为“人才”制造业,随后对照了中外教育,倡导学生的权利。
“20年我什么也没做”
新京报:是什么触动你写这样一本书?
钟道然:在中学,我就想过教育的问题,但那时要参加高考,没时间仔细思考。上大学半年后,我意识到,大学生活完全不是“理想的圣地”,比起中小学时的沉闷有过之而无不及。
新京报:前言里说,一个瞬间突然激发你写书的冲动?
钟道然:大一下学期的一个下午,我逃课了,跑到广场上,突然问自己,过去20年我干了些什么?最后的答案是:什么也没干。后来开始考虑,要做些有意义的事,逐渐把心里对中国教育的真实想法写出来。
新京报:什么是你对中国教育的真实想法?
钟道然:在某些方面,它打破人的想象力,让人没了想法,无法做自己。
“挽救我过去的时光”
新京报:你想通过这本书达到什么效果?
钟道然:不能说要大家认同,更多的是用这种方式挽救我过去的时光。也希望年轻人,能从精神上觉醒,意识到应遵从内心来生活,而不是受制于学校、社会的标准。只要引起关注、思考、讨论就可以了。
新京报:目前外界对你的书有什么反馈?
钟道然:同学看了有称赞的,学校两位老师也给出鼓励和建议,我也上网去看一些评论,大多还是支持的。
新京报:有人会质疑,一位大三学生,还没完整体验中国的大学教育,就开始动笔批判,不太客观。
钟道然:如果是批判中国的教育制度,我觉得并不需花时间体验,人人都知道,我只是说出来而已。
新京报:从某种程度上说,你是这个制度的受益者,以这样的身份写批判的书是不是有些讽刺?
钟道然:这好比所有学生都被扔进了牢房,只不过别人那儿都是铁栏杆,我这儿是金子做的,我应该感谢吗?
新京报:应该有人跟你反馈说这本书言辞激烈吧?
钟道然:出版社说过,同学也说,书的风格跟我本人有很大反差。现实中我比较温和平静,书里的情绪激烈些,这也是我不同的一面而已。
新京报:在读者看来,书中很多是情绪化的表达。在写书前,你有过系统的阅读和思考吗?
钟道然:写的过程中我阅读了很多资料,关于国外教育制度的书,能找到的几乎看全了,我也一直关注数据库里教育制度方面最新论文,读过的至少有上千篇。
“我算是个奇怪的人”
新京报:你在学校通常是什么角色?
钟道然:从小到大,我成绩还不错,当过班干部,作文经常是范文,算是“好孩子”吧。在老师和同学眼里,我应该算是一个奇怪的人吧。
新京报:哪些事让你显得怪异?
钟道然:比如初中时曾带领全班同学反抗班长的“暴行”,让他退位;高中时因老师让迟到的同学罚站,我觉得不满,给校长写信。
新京报:你会有一些计划吗?打算做些什么?
钟道然:我更愿意走着看看,按照内心的渴望,而不是外部的压力。
本报记者 朱柳笛
●首先,教育的目的——如果有目的的话——是让人成为他应当成为的人。天生我材必有用,而教育应该让每个学生找到自己最适合干的事,然后帮他朝那个方向前进。其次,教育应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和批判精神,它的功能是把人脑独特的价值引导出来。最后,老师和家长必须平等对待学生,给他们充分的权利和自由。
——摘自《我不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