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廿七年即公元1901年春天，秦皇岛抚宁县发生血案，周各庄李家先后12人丧命。命案发生不久，怀着身孕的李家儿媳马家姑娘即走上漫漫控告之路。这个失去 3个孩子的母亲，坚忍而决绝。控告路上，千辛万苦，遗腹子出生数月又被害，公爹也打了退堂鼓，她却百折不挠，怀揣孩子发辫，誓将凶手绳之以法。3年多的时间，官司从县打到府，从府打到省，又从省打到京城，反反复复，曲曲折折，牵涉到的官员从知县、知府一直到那桐和袁世凯这样的朝廷一品大员，甚至连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惊动了。光绪三十年即公元1904年，官司落幕，马家姑娘赢了。人们看到，中国末科状元刘春霖出席朝廷安排的琼林宴之际，命案策划者和制造者，大挑知县、举人王维勤在等待命运的最后宣判，他也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接受凌迟之刑的最后一人……

本报《燕赵风物》专栏，自2009年12月6日起，对这桩发生在108年前的命案进行了连续报道(读者也可登陆燕赵都市网www.yzdsb.com.cn阅读)，旨在鉴古警今，在读者中间也引起很大反响。2010年3月16日，省内部分知名专家做客本报，就此报道从历史和文化的层面，进行座谈研讨。本报记者特摘录以下精彩片段，以飨读者。

比杨三姐告状更惊心动魄

这件事比杨三姐告状更惊心动魄。的确，这是尘封了108年的非常特别的大事，不论是史学价值，还是艺术的价值，都应该超过杨三姐告状，甚至可以直追那个时代的杨乃武和小白菜。我们河北这件事为什么没有得到应有的历史肯定？

我是从小听李马氏(即奇案中的马家姑娘，记者注)的故事长大的。我1996年来到燕赵都市报，那一年抚宁县民政局突然发现了这件事，并在民间征集史料，可惜我当时已经离开了。因为燕赵都市报的编务太繁忙，我无暇关注这件事，去年和前年的时候，和人们说起这件事，引起记者的重视，觉得这件事可以做。

我听到的都是老人传说给我的。记者报道做得很严谨，获得了当时很真切的史料，所以使得老人们相传的东西还原为一个历史事件。他做的一些考究，包括一些评说，比我听到的更精准。但是我觉得媒体所能做的事情也仅止于此，毕竟不是史学家。如果我们还有一个大的想法，就是想通过艺术形象，进一步扩大这个人物和事件的影响。这还要依赖于艺术界，媒体所能做的就是在河北首先披露出来。

老李家和老王家，应该说都是大户，老王家世代书香，三辈人都中过进士、举人。老李家就是土财主，人多势众，时常有一些不轨的行为，两家因一些小事结怨，最后酿成这样的惨案。一旦酿成惨案，是非就不重要了，因为不至于要把人都杀了，杀一个人行，杀他全家的妇女和孩子，这就太过分了。还是世代读书人牵头来做的灭绝人寰的事情。

如果光是杀了人，或者把这个案子破了，也不值得我们发掘，关键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女人———马家姑娘。李马氏连个名字都没有，实际上“李马氏”这样的称谓就反映了那个时代妇女的地位。

老李家还有一个活着的人——— 李际昌。留下这么两个人，一个公公，一个儿媳。真正有深仇大恨的莫过于李际昌，但最后把官司打到底的却是马家姑娘，这样一个女人的典型意义，那就是她能让所有的男人汗颜，公公不去打官司，而让儿媳妇打官司。

然后她回娘家找到她的哥哥写诉状，写得非常好，拿着诉状从县里面开始告状，一直到府里，再告到直隶总督那里，整整三年，并且怀抱襁褓里的孩子。一个女人把这个官司打赢了，我感觉这个案件的惨烈是天下少有的，打赢这样官司的女人也是少有的，远远超过杨三姐。案件本身甚至超过杨乃武和小白菜案，这是12口人的灭门惨案，一个女人在血泊中站起来，做这件事，可以叫做惊天地泣鬼神。

历史和文学永远不是一码事

民间对历史的接受，往往是通过文艺作品。

文艺作品反映的历史真实性特别重要，因为很多人通过文艺作品，了解他们的所谓的历史。《108年前一桩惊天命案》这篇报道，有几方面的价值。

首先是文学的价值。像这样一个素材，没必要演绎加工，它本身就有很大的文学价值。

其次，我们的历史研究，有一种趋向，就是对民间社会的关注越来越多。通过记者的报道，可以了解当时的民情，所以，我想它在史学上也有一定意义。

另外，它也有文化学意义，比如，关于国民性的剖析。……实际上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用史学的规范叙述一个文学故事，我可能永远达不到这样一种境界。历史和文学永远不是一码事，规范不同，但是，这篇报道所提示的方向是很好的，也很可敬。

能不能成为名案，有很多因素

这个题材发掘得很好，是108年前的惊天命案，我看这里面说12条人命，这确实是一个大案。并且，是发生在民间，就是庚子事变前后，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的案子。这个事件本身就是挺令人震惊的事。就它发生的情节而言，也不是特别复杂，复杂的是这个案子发生之后，就是李马氏告状，用今天的话说是上访，历经了多年，一层层，这个过程是非常曲折的，也非常能凸显这个人物的特点。我感觉这个事本身就是非常有价值的。

但是民间的这种事确实能够成为名案，像杨乃武与小白菜、杨三姐，确实成了名案。和这个重要性肯定有关系，但是肯定不会成正比，有的时候这个事本身更未必就到后世那么出名，这个能不能成为名案，很多因素，阴差阳错的影响。正因为从这个意义上，报人特有的敏感，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把它发掘出来，有这么一个版本展示给读者，很有意义。这个题材是属于内容方面的。

第二个感觉，体裁把握得比较好。

史学的功夫和文学这两个方面结合好了，记者才可能做得比较到位。记者的报道不同于小说，不能去虚构一些情节和人物，必须基于事实。记者的这篇报道，可以说查询了大量的史料，比如地方志，有关受害人留下来的东西，有关大臣的奏折、日记，还有一些相关的笔记材料，总而言之是多类别的。

报道里面讲到慈禧，有的时候并不是你想做考证就能考证出来的，文章有存疑，这样处理也比较合适。在写作技法上，它毕竟不同于历史论文，它要去吸引读者，要有可读性，比方说很多背景的东西、很多的联系，跟杨乃武与小白菜产生联系，这样有机地联在一起，就比较丰厚。

从史的方面说，报道里面提到了阳春三月杀戮开始，在后面还提到了“借助洋兵之力”，这个没有很具体，是“借助”了吗？怎么借助的？以“通匪”的理由，如果真是这种理由，这个细节上还是可以发掘的。这个事是不是真借助了洋兵，是不是通匪，这和社会意义联系非常大，这个政治色彩就很浓了。王维勤就是借机进行报复，也影响到这个案件的性质。是一种借机报复，案件的社会意义是不一样的，如果有很明确的证据，就是借用了洋兵，或者通匪，至少这个东西可以进一步发掘，更能凸显这个案件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