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王常所用”为证

随葬品符合薄葬思想

帝王陪葬竟只用石圭？这正是曹操的遗令

此次大家质疑的焦点之一，便是出土的大量刻有“魏武王常所用”的物品，真的就是曹操“常所用”的？它们如何能证明墓主人就是曹操？

古文字和考古学专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郝本性先生说，这些文字都是当时使用的汉隶，俗称“八分体”；曹操当时确实经常赏赐物品给大臣以笼络人心，但给一个大臣的赏赐不可能有成批成批那么多，“连‘慰项石’这样的枕头也赏赐给大臣？这是不可能的。”

针对有网友说周亚夫就是因为收集了一些武器准备陪葬用而被处死的说法，潘伟斌副研究员反问对方：为什么他会因为这些兵器而被处死呢？既然贵为三公的周亚夫因为收集这么一些武器随葬就被处死了，那么，又有谁敢收集这么多曹操的武器用来随葬而不怕被处死的？

针对有的网友认为“‘曹操高陵’出土的石牌更像是仓库里的说明牌，而不是墓葬所用的物件”，潘伟斌指出，此次出土了大量石牌，总数近60枚，集中出土于后室的南侧室，这些侧室就是曹操陵墓的仓库，这些铭牌正是仓库内随葬物品的清单，这种东西有一个专有名词———“遣册”。

在潘伟斌出示的石枕照片中，记者发现了“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字样。为什么这些文字却又是刻在石枕上，而不是刻在另外的石牌上的呢？潘伟斌的解释是，曹操生前有头疼病和颈椎病，“慰项石”可能和治疗疾病有关，并不是平时使用的枕头。“慰项石”不是通俗用语，包括那些铭牌上的许多文字，连很多文字专家都感到古拙拗口，不是现在一般人所能想得到的。

羊城晚报记者在一大堆铭牌里发现了刻有“渠枕一”字样的一枚。何谓“渠枕”？潘伟斌解释，“渠”有“深沟”的意思，也有“大”的意思，可能指的就是曹操的这个“慰项石”，因为“慰项石”其形状就是一个“凹”字。目前发现的铭牌，可以分为两类，潘伟斌认为，那些圭状形、刻有“魏武王”字样的铭牌记录的是曹操生前所使用的物品，而那些去掉尖头而呈六边形的铭牌，记录的极可能是专为葬礼所制作的随葬品。

此次出土的一枚巨大的石圭受到了考古专家的高度重视。这枚石圭长28.9厘米，宽7.4厘米，有专家说这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圭。圭，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非有极高身份者不能用。潘伟斌副研究员解释说，在东汉时期，在这个地方除了魏武王曹操外，没有其他王侯墓葬，其他人没有资格享用如此巨大的石圭。而王侯一般用的是玉圭，为什么这里出土的却是石圭？潘伟斌指出，这证明了曹操的薄葬思想是真实的，曹操临终时曾有遗令“无藏金玉珍宝”，因此他所使用的礼器如圭、璧均以石质圭、璧代替了。这件石圭显然是在曹操死后专门为葬礼设计和打造的，这恰恰符合曹操的身份和他的薄葬思想。

有人质疑墓葬规模庞大，本身就足以推翻“薄葬”的说法。潘伟斌说，薄葬不是指的陵墓的规模大小，而是随葬品的多少和质地的好坏。“出土了石圭而不是玉圭，恰恰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曹丕深知防盗其难

深葬才是有效办法

墓室最深处距地表约15米,后来连陵园内祭殿、享堂等地面建筑也被他下令拆除

“曹操高陵”打开后，并没有发现防盗机关，因此就有人质疑：曹操曾经盗过墓，应该深谙陵墓防盗的必要和技巧，而对自己的陵墓却没有设置相关机关，这正常吗？

关于这一点，潘伟斌指出，从来没有发现有文献记载曹操高陵是设有防盗机关的。他的陵墓虽然是其生前建设的，但是安葬他的人是他的儿子曹丕，曹丕深知没有不被盗挖的陵墓，深葬才是唯一有效的办法。曹丕在《终制》中明确指出：“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在营造自己的墓葬时，曹丕提出“吾营此邱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施苇炭”。这也是“不封不树”制度产生的最直接原因。据史料记载，曹操高陵陵园内的是建有祭殿、享堂等地面建筑的。但为了防止被后人发现，对之进行盗掘，曹丕在其登基不久就下令，拆除西陵内的所有地面建筑，使车马还厩，衣服还库。潘伟斌说： “考古发掘的汉代陵墓中也没有发现什么防护机关，如汉代阳陵就没有发现防盗机关。”

潘伟斌认为，其实“曹操高陵”还是采取了一些防盗措施的，如对墓道内的填土进行了夯筑；墓门多达四道，总厚度为1.2米。关于深葬，曹植在怀念其父的《诔文》中写道，“卜葬既從，大隧既通。漫漫長夜，窈窈元宮。有晦無明，曷有所窮。”潘伟斌说，这说明了“曹操高陵”是挖得很深的。此次发现的“曹操高陵”，其墓室最深处距地表约15米，足足有五层楼之高。正因为很深，因此曹植说他父亲的墓 “窈窈玄宇，三光不入”。

曹操印章非金即玉

随葬有悖薄葬之意

关于这件事，曹植在他的《诔文》中也有明确记载

质疑的观点还有一种：为什么此次没有发现曹操以及其他人的印章？印章，才是确定墓主人身份的最重要的证据。

潘伟斌说，大家也许不知道，其实曹操是严禁随葬印章的！因为当时他的印章，不是金的，就是玉的，随葬进去，违反了他“无藏金玉珍宝” 的遗令，有悖于他的薄葬思想；而且更容易遭到盗掘。后来曹操的儿子曹丕在追封曹操为武皇帝的时候给曹操制了一枚金印，因为以上原因而不敢放进高陵内，而是放在了另一个石龛里。既然曹操本人不许随葬印章，合葬的其他人，不放印章就在情理之中了。

关于这件事，曹植在他的《诔文》中有明确记载，其文为“既即梓宫，躬御綴衣，玺不存身，唯绋是荷。”所谓“玺不存身”，这段记载出自他儿子曹植之手，应该是最为可信的。所以，此次没有发现曹操以及其他人的印章，是合情合理的。

潘伟斌说，曹丕在建国之初就制定了严格的有关薄葬的丧葬制度，他于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在为自己选择墓地时，提出要“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随葬品方面，规定“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饭琀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并要求其棺材仅施漆三遍即可。还废除墓祭，规定皇后、贵人以下不随王至国者，去世后都葬在涧西。

既然曹丕提倡“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为何在曹操高陵内却出土了一些质地为金、银、铁的物件呢？潘伟斌认为，曹操的葬礼基本上还是按照汉礼，曹丕的这些丧葬制度是后来才形成的。而且，曹操随葬的这些物品，都是“常所用”的物品，都是衣服上所缀饰的，并无特别贵重者。

-其人

对曹操“知根知底”

潘伟斌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曹操高陵墓葬考古队领队。从曹操高陵考古发掘开始到今天，潘伟斌已经在那里呆了超过一整年，可谓是对其最知根知底的学者。

潘伟斌早在2003年就对曹操高陵进行了深入研究，2004年，他撰写了专著《三国魏晋南北朝隋陵》，书中除了对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代帝王陵墓的丧葬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还收集了大量有关曹操高陵的历史资料。2007年，潘伟斌就撰写了一篇有关高陵的论文，后发表在台湾故宫文物月刊上。在这篇论文中，他已经作出了“曹操陵墓高陵应该在河南省安阳县西高穴村附近”的结论。(张演钦、尚杰、邓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