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洞挖了又填5次

2008年安阳县安丰乡派出所侦破了一桩盗墓案，缴获一块石枕，上刻“魏武王御用慰项石”字样。

盗墓分子的猖獗终于在2008年被压制住。这一年安阳县安丰乡派出所侦破了一桩盗墓案，从盗墓贼手中缴获一块石枕，上刻“魏武王御用慰项石”字样。盗墓者亲口承认，石枕是从东汉大墓中偷来。安丰乡书记贾振林拿着石枕，找到正在附近执行“南水北调”考古工作的潘伟斌“鉴别鉴别”。

“潘伟斌一看，觉得这个石枕级别很高，立即上报。”事实上，从2006年开始，潘伟斌就开始留心这个东汉大墓，石枕的缴获让他倍添信心。河南省文物局老局长常传俭力挺发掘该墓，并最终取得了国家文物局的审批。

2008年12月，西高穴村村民迎来了考古队，他们租下村里的一个大院子，从此住了下来。先挖掉那1.8米高的地面，重现1800年前的原始地貌。

今年4月，出生于西高穴村的徐焕朝第一次进入那片神秘的地下空间。

徐焕朝没有参与发掘，但是他的消息比谁都灵通。20多名村民受聘辅助，“每两个考古队员配两个村民”，每天日薪15元。

每一天，都有邻居村民跟他汇报，今天又挖到什么了。“先是玛瑙，后是骨头，再是石牌、小牌……好兴奋！”让他印象最深的是12月22日挖到的59枚小牌，“实际上是陪葬品的清单，就是因为发现了这些小牌，把本来确定在12月25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推迟了两天。”

那块被认为是确认曹操墓最关键证据的“魏武王常所用大戟”石牌，是村民王秀芝在清理时发现的，她马上报告给资深考古队员尚金山。这块石牌，后来成为曹操墓真假风波中的最大焦点。

“那一天下午5点多，都快下班了，石牌是我亲眼看到从土里挖出来的。”尚金山给本报记者展示了他的考古日记，上面赫然记录，“2009年11月8日，扰土里发现残缺石牌，残长9.5/8.3厘米，宽3厘米，厚0.6厘米，上面有一圆孔，上有洞环链，正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字样，发现地点距前室西壁3.75米，距南壁1.4米。”

石牌裂成了两瓣，另一瓣是在两天后才被找到的。

当尚金山发现两块残片像拼图那样天衣无缝时，他兴奋极了。在这位干了一辈子考古工作的老人眼里，这块石牌不存在被后人放入墓中的可能，“这是武器的说明标识，就像商品的商标，旁边就是那个武器大戟，只是已经锈得不成样子了。这怎么作假？”

根据以这面石牌为主的六大“铁证”，去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公布了对曹操高陵的确认成果。

“这事前后论证了一年多，开了三次专家会议。但是公众觉得发布仓促，就实在有点冤。”昨日下午，复旦大学文博系副主任高蒙河对记者说。

发布何以被认为是预谋？

曹操墓比殷墟、岳飞故里更加引人注目，如果比照兵马俑的参观人数，曹操墓最低有4.2亿元的收益。

实际上，消息公布后公众不理解的地方还有很多。“证据充分吗？研究清楚了吗？”在过去的一周里，面对越来越多的质疑，河南省文物局一概以“将有集中回应”答复，而在第一、二天还一一进行驳斥的潘伟斌开始逐渐闪躲，“没办法应对”。从公布消息后的第三天开始，他再不接听任何陌生来电。

公众进一步的怀疑仍在持续。前日，学者裴钰在博客上为安阳算了一笔账，曹操墓作为全新的一个文化旅游景点，比殷墟、岳飞故里更加引人注目，如果比照兵马俑的参观人数，曹操墓最低有4.2亿元的收益。

裴钰认为，曹操墓的发掘和保护，必然会有商业旅游开发，“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徐焕朝告诉记者，曹操墓所在的地点是农民的耕地，曹操墓发掘后，附近不允许建房子，方圆2.5公里都将划入保护区。为了对曹操墓的开发，会在2010年将到村子里的道路修成二级公路，村子的路将连接到107国道，修路距离大约长9公里。

在考古专家眼里，经济开发的问题提出太早。昨日下午，国家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杜金鹏在面对媒体提问“仓促发布是否为了经济利益”时，表示“现在才刚发掘出来，谈不上经济利益问题”。

考古发布无制度有“行规”

考古界有自己的行规。因此，我认为只要是以省级单位公布的考古成果，还是值得信任的。

一个考古成果的发布，却引发如此轩然大波，显然让文博考古界措手不及。就如杜金鹏所说，昨日的专家说明会是被公众“逼出来的”。那么，到底这个考古成果的发布过程是否存在着容易引发质疑的瑕疵？

“说实话，我觉得目前公众接受突发性文化新闻的能力还不够，很多提出质疑的人都不是考古界人士，而资深的相关历史专家也并没有仓促质疑，比如易中天，他就三缄其口。”高蒙河说，在这次风波之中，他发现大部分公众并不了解考古论证的程序，“一般而言，对已经国家文物局审批，发掘程序科学、符合操作流程，发掘成果又具有比较重大历史文化价值的考古成果，就符合发布标准了。”

“有初步结论的考古成果就可以发布，如果说仓促，明知有成果都捂住不报，难道不比引起质疑更尴尬吗？”他感叹。

近年来各地陆续号称有重大成果发布，是否存在让公众难以甄别成果真假的乱象？他指出，此次曹操高陵的考古成果发布，是由国家文物局邀请河南省文物局专家到北京发布的。“国家文物局是行政部门，而考古发现是科学行为，不适合由国家文物局来公开发布，所以一般都是根据专家论断来发布。”高蒙河坦言，目前我国还未有很健全的考古成果发布制度，比如什么机构有权利发布考古成果，到什么阶段可以发布，一般都是针对具体的考古成果指定规则。

“不过，考古界业内自己的行规，实际上省级和省会以下单位具有考古发掘资质的单位本来就不多，自然就没有发布的可能。因此，我认为只要是以省级单位公布的考古成果，还是值得信任的。没有特殊允许，个人是不能向公众发布考古成果的。”他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