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塞尔于1941年5月2日被米卢兹的盖世太保传唤，关在一个早已关着12个人的囚室中。他认出来有几个是斯泰因巴赫公园里常见面的熟人。审讯一开始，他就被当成“猪、狗”一样对待。他们非常重视他签字的关于在那样一个不干净的地点、在那样一个令人生疑的时间手表被偷的证词。那天上午对他的审讯是动了刑的。皮埃尔·塞尔回忆道:“我们不得不忍受一连20次同样的问话和回答，并20次地把回答推翻。他们从文件夹里拿出一份名单，我们必须在上面签字，承认名单上的人都是米卢兹的同性恋者。四周墙壁回荡着我们的惨叫声。有时候，他们换另外房间审问。有时还要我们辨认新抓来的犯人。这时我们只能互相交换惊恐的目光。”皮埃尔·塞尔当时只有18岁。他接着说:“我们的反抗有时激怒了党卫军，他们就动手拔掉我们中一些人的指甲。他们气急了的时候，就把棍子折断，让我们跪在上面，以此来侮辱和折磨我们。我们遍体鳞伤，血喷得到处都是。当我们重新睁开眼睛时，还以为我们是在屠宰场里呢。酷刑吞没了我们全部的思考能力。十足的暴行，它永远地毁了我们。然而，对那些施刑者来说，他们得到的只是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胜利。因为，如果我们像其他人一样在文件上签字，躲开了刑罚之苦，我们会断送多少无辜的生命啊!”

在米卢兹狱中关押了3周之后，皮埃尔·塞尔的哥哥和他父亲请的律师来对他说，他们对他的案子已经无能为力了，党卫军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他将由法国警察局的囚车送往希尔梅克集中营，那儿离斯特拉斯堡35公里。

很多阿尔萨斯同性恋者的命运，不同于米卢兹地区富人的命运，这些富人尽量避免在室外，比如在斯泰因巴赫公园里约会。因为在那里有可能成为敲诈勒索的对象和警察突然抓捕的牺牲品。不过，他们的网也不总是那么密不透风。他们要活动，因为欲望和金钱随时随地在诱惑他们。阿尔萨斯资产阶级同性恋者宁可单独组织起来，像其他地方的中等城市一样。皮埃尔·塞尔写道:“斯泰因公园的年轻顾客告诉我，在市中心的一个广场上，有一个建于路易·菲利普时代的音乐咖啡厅，咖啡厅楼上的大厅中央放着一张台球桌，那是摆在那里做样子的。事实上，我们躲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发生那种关系。那正好是饭前喝开胃酒的时间，此时楼下一层，一些有钱的顾客，正由一个小型的乐队伴奏，在那里消闲娱乐，他们一点也不知道，此时他们的头上，我们正在干我们喜欢干的事情。完事以后，同性恋们下楼，向几个熟人打招呼后，朝他们的座车走去，他们的司机一般都等在那儿。当地的人对他们都很尊重，对有关中伤他们的议论，充耳不闻。”解放后，这座大楼频繁的活动又重新开始，有原来的承租人，也有新来的，他们把阿尔萨斯沦陷时期那些黑暗年代忘得干干净净。关于犹太人在法国被占领期间遭到的掠夺，马泰奥利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也认为，犹太人遭受的折磨，其程度是根据其社会地位而有所不同的。

另一位阿尔萨斯的同性恋者1940年12月被送到自由地区，战后成了科尔马市名人的卡米耶·埃尔曼于1983年在 Gai Pied报上作证:“我28岁时，被盖世太保逮捕并审问。我知道，从1933年起，德国的同性恋者就要被送进集中营，这是德国同性恋朋友告诉我的，这些朋友当时处在随时被举报的惊恐之中。我被捕是因为我的名字出现在法国警察局的卡片柜中，那是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一场司法案件造成的，当局要求所有涉案人员提供名单。有些人疯跑去多嘴多舌，并把他们的通信地址本献出来。1933年至1937年间，有数百人被传去问过话。但官司从未开庭。至于那位把档案资料移交给纳粹的警察局的官员，他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留在原来的位置上。” 皮埃尔·塞尔从他的角度写道:“我们的行政机构于1946年6月落入罗伯特·瓦格拉和约瑟夫·比克尔的手中，他们都是希特勒的战友。命令是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直接下的。有时甚至由希特勒亲自下令，因为占领者希望最高当局参与，以便快速解决这个地区的问题。”我们知道，罗伯特·瓦格拉在“血腥之夜” 的屠杀中，是希特勒的共谋者之一。在战前，阿尔萨斯没有像德国那样的联合组织，但一些友谊网络还是建立起来。阿尔萨斯的抵抗运动战士艾梅·斯皮茨（此人后面还要提到）证实:“我们不知道在阿尔萨斯存在任何同性恋组织或同性恋活动，但我们在斯特拉斯堡成立了一些友谊小组。为了避开所有的监视，我们每星期二在一个饭店里聚会。半夜一点钟过后，我们驱车去一个咖啡馆，那里的老板是自己人。我们的口令是‘塞莱斯塔博士'。我们在那儿租几个房间，自由玩耍，直到天明。”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

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克劳迪娅·肖普曼在1991年的一份报告中表明的，第三帝国对女同性恋的迫害，是一个很少有人研究的领域。“175”条款就没有提到妇女。杰勒德·科斯科维奇说:“这一疏漏并不意味着她们的自由。它正好说明在男人统治下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在妇女被排斥在劳动市场和公共领域之外的情况下，女人所处的地位。” 当德国的妇女运动头几声号角响起的时候，“经济上不能独立的妇女还处在被父亲和丈夫的奴役之下，她们被幽闭在家务劳动和生儿育女的环境之中，根本不可能产生同性恋欲望，也根本引不起傲慢的立法官员们的注意”。有很多女同性恋参加的德国妇女运动，20世纪初就已初露端倪，但直到1911—1912年才活跃起来。德国议会当时冒险地、但也是徒劳无益地想将“175”条款的范围扩大，把女同性恋也包括进去。

晚些时候，1935年，德国司法部刑罚法典委员会在一份分析报告中指出:“关于同性恋男人，他们的精力已经耗尽，一般来说，他们已经不能生育了。但女人就不一样了，她们还有同样的生育能力。除了妓女这一领域，染这一恶习者，男人大大多于女人。再说，女同性恋也不那么明显，不那么容易被人看见。她们堕落所引起的灾祸也要少些。另外，促使我们制裁男同性恋关系的重要理由之一，是他们对公众生活的扭曲和欺骗。一些消灭这种瘟疫的决定性措施就要出台。……如果这样的病因不被消灭，这种顽疾就会大规模表现出来。我们所形容的对公众生活的欺骗，用在妇女身上十分勉强，因为她们在公众生活中起的作用较小。” 至于那些打上烙印的不见容于社会的妇女，如妓女、穿着过于暴露的艺术家、脾气古怪性情顽固者，这些人中很多都是同性恋，都是削弱战斗力的因素。因为战争需要她们有一个能生育的肚子，纳粹当局对此十分担心。

克劳迪娅·肖普曼写道:“1940年11月10日，埃利·斯米拉和马格雷特·罗森贝格被送往拉文斯布吕克，关在柏林以北妇女集中营中简陋的木棚里。斯米拉刚满36岁，罗森贝格30岁。登记簿记录的逮捕她们的理由是同性恋。不过，给她们戴的是红三角，在分类中这是政治犯待遇，而粉红色三角是留给男同性恋的。因此女同性恋在囚犯中并不是特殊种类。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些女人在被捕前是在一起生活的。我们同样也不知道，她们是否在集中营里幸存下来。”克劳迪娅·肖普曼还谈到埃尔泽的故事:她同一个妇女在波茨坦一起生活，好像是被人检举的。她被送往弗洛林堡集中营，后又转到拉文斯布吕克，被安排在纳粹分子的妓院中，他们许诺很快释放她，但并未兑现。

2000年4月7日在巴黎举行的法国参议院大会上，杰勒德·科斯科维奇明确指出:“我们目前所拥有的零星资料证明，女同性恋的确存在。在那些被纳粹当局看中准备送进集中营的妇女中，有些是妓女和已经在其他监狱服过刑的惯犯。这两种人中包括出生于工人阶级家庭和赤贫无产阶级家庭的被社会抛弃的妇女，她们在性关系上，表现出既可当男人又可做女人的一种‘副文化'心态。”

另一个例子。一个法国抵抗运动的女战士回忆说，1943年她曾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看见过这些妇女:“在某些范围内，的确存在女人同女人之间发生同性恋关系。担当男人角色的女人，大家都叫她们‘Jules'，她们在其‘姘妇'的前额上刻画着一些十字形标记。我们将其称为‘母牛的十字'。”另外一个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幸存者，是一名德国的女同性恋者，但把她关进集中营的理由是她有社会主义观点和言论，她回忆了1941年和1942 年期间，她在集中营里的遭遇:“我的囚室是由一个女人监视的。她问我:‘你想抽烟吗?'我猜想她可能有别的企图。我多次拒绝她来抚摩我。我总是推托说:‘ 等战争结束以后再说吧。'我是很慎重的。”

1996年春，克劳迪娅·肖普曼又找到数十份奥地利女同性恋的档案资料。比起他们的德国同行来，奥地利刑罚法典在对付女同性恋的压制上，要残暴得多。纳粹占领者听之任之。的确，像法国一样，他们自己对此很是积极并不仅仅因为它是社会问题。这位历史学家因而可以利用他们的司法案件资料，第一次统计出70多个妇女是奥地利“129”条款的受害者，绝大多数是被检举揭发出来的。这条法律直到1974年才被废除。

对所有的男人和女人来说，陷阱已经设置妥当。居民的治安卡片登记工作也已开始。随之而来的，就是大搜捕和大规模审讯了。有10万到15万欧洲的同性恋者成为牺牲品。严刑拷问之后，有的被驱逐出境，有的被投入狱中，有的被送进集中营。因为噩梦还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