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国学班用古法祭祀屈原。

7月11日，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学术大师结伴西行。在缅怀大师离去的同时，也引发了很多人的文化焦虑，感叹“一个学术时代的结束”。而公众对“国学”和“大师”的讨论再度升温。

国学，原本只是象牙塔中少数学者研究的纯学术，由于种种原因，已被冷落多年。近年来，学界与民间都突然掀起了一股“国学热”：从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内第一个国学院，到各地国学班、国学讲座的盛行；从央视《百家讲坛》的热播，到大量文史读物的畅销；从各地祭孔等传统礼俗的兴起，到《论语》、《诗经》在小学课堂的风行，国学正以各种姿态，活跃于当代中国人的视野中。

在学术界和民间，所谓的国学热，究竟是虚火，还是真正的文化回归？而在国学热的背景下，我们又为何还在感叹“学术时代的结束”？

学术界实践大国学

也许大师从这里起步

抛开时下社会上兴起的“国学热”，其实，国学从一开始就是精英之学。

2005年5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国内高校第一所国学院，开始探索国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之路。让人感慨的是，刚刚故去的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位先生，都是人大国学院的学术顾问。

人大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沈卫荣教授告诉记者，目前人大国学院的教学研究主要是向“大国学”的方向努力。

“大国学”也是季羡林先生生前一直酝酿的一个概念。他的《谈国学》、《季羡林说国学》等著作，让我们从中了解了他对“大国学”概念的阐释。

季羡林曾说，中国文化是中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这56个民族创造的文化都属于国学的范围。而我们现在的国学研究还很粗糙，很多应该包括的内容还没有挖掘出来。

沈卫荣说：“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开始努力，西域文化研究就是对‘大国学’的一个实践，也是人大国学院的一大特色，比如对西藏、新疆等地民族文化的研究。这些地方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人口、地理等各个方面的交流，都很有特色。这也是我们实现‘大国学’理想的开始。”

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纷纷成立国学院、国学班，比如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院，武汉大学的国学班。

人大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教授说，人大国学院是国内国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一个创造性尝试，目前采取六年本硕连读的直通车形式，而这一点是出于知识连续性的考虑。而目前人大人文学科硕士研究生的学制是三年，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学院缩短了一年的学制会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因为连贯的知识传授体系，给学生的进一步深造打好了基础”。

“我们也力求还原中国传统文化文史哲不分家的本来面貌，打破了原先按照西学的方法对传统人文学科的划分。在具体的授课中，研读原典是主要的教学方式，经典解读类的课程大概占了所有课时的三分之一。”

国学在民间很热，当它作为一门学术，在高校又是怎样的现状？

沈卫荣教授告诉记者，为了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每一届学生的数量控制在30人左右。

人大国学院明年即将迎来首批毕业生，但据说，有关部门尚未批准人大申报的国学学位。

对于季羡林先生的离去，有人说，最后一个国学大师走了。

对此，袁济喜教授说：“人文人才的培养和科技人才的培养不同，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需要长期积累、探索和变革。我们不敢奢望，人大国学院能够培养出大师，但是正如人大校长兼国学院院长纪宝成所说‘也许未来的国学大师正是从这里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