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7日,朝鲜板门店,朝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右)与美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左)在朝鲜停战协定及其附件和临时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
1951年—1953年
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文仗”较量
也许是为了发泄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愤恨,美方代表发言时屡次不等中文翻译就一口气地往下讲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当南朝鲜中校李树荣紧张地一屁股坐到地上时,柴成文反而放松下来了。他穿着向同事借来的一套军衣,面对谈判对手:美国空军上校安德鲁·肯尼、陆军上校詹姆斯·穆莱等人,“把腰杆挺得直直的”。
这是1951年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双方联络官的首次会议。担任中国驻朝鲜使馆临时代办的柴成文刚刚领到新的任命——7月6日,毛泽东通过电报指派柴成文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联络官,负责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停战谈判工作,中校名义。
谈判亦是“打仗”
“历史把我推向了朝鲜停战谈判前线。”2009年3月的一天,已94岁高龄的柴成文说。当时在他身后,是党内有“情报王”之称的李克农以及“美国通”乔冠华,二人均在幕后主持工作。
李克农当时有句“口头禅”,“谈判是‘打仗’。是打‘文仗’不是打‘武仗’。”
此时在“武仗”战场上,中朝军队正高奏凯歌。仅当年5月21日的第五次反击战役,中朝军队便将战线向前推进了50-70公里,歼敌4.6万余人,从此彻底粉碎了美军、韩伪军一切攻势,把战线稳定在了三八线附近。
“武仗”打得被动的美方主动提出了停战谈判意向,双方分别指派工作人员作为联络官先行通气会晤。
柴成文想,既然谈判对方联络官有两名上校成员,那么我们的队伍就不能只有朝鲜方面一个上校。于是,他在盛满敌方战俘军衔的抽屉里一阵翻腾,直到摸出了一枚上校军衔后,才松了一口气,这是他为正式参加停战谈判准备的唯一“装饰物”。
两天后,1951年7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标注:联络官会议顺利结束,朝鲜停战会议定今日开始,我方代表南日将军(时任朝鲜代表)等将准期出席。
漫长过程超出中方预计
但是,一旦坐到正式谈判桌前,柴成文就真切地体会到了这场“文仗”的艰难。
以乔埃中将为首的美方代表绷着脸走下直升机,也许是为了发泄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愤恨,发言时他屡次不等中文翻译就一口气地往下讲,而美方所提出的议程草案也并无实质内容。
“中央原本估计停战谈判不会进行太长时间。”柴成文说:“可美方谈时想打,打时想谈,傲慢且不讲理。”
双方谈判的第一次破裂是在商及军事分界线这一议程时。美方想在谈判桌上弥补战场上的失利,他们提出“海空优势论”,妄图通过不动一枪、不伤一人就可以获得中朝方1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对此,中朝代表严词斥责。
于是,战火重燃,美军、韩伪军相继发动了地面“夏季攻势”和空中“绞杀战”。但美联社记者观察战争现场后发现,“美军再次被手榴弹和步枪火力挡住了”。
战场上的连续溃败逼得美方重回谈判席。1951年10月25日,中断了63天的谈判在位于朝鲜半岛三八线中间的板门店复开。
然而,对方谈判代表的脾气也没好到哪儿去。柴成文记得,美方代表气急败坏地用英文吐出一句国骂,忿忿地说:“让步让够了。”柴没有生气,“他们没有底气再提什么要求。”他说:“战场上的胜败总是和谈判席上的得失紧紧交织在一起的。”
可美军仍旧不甘心,停战谈判总被大大小小的战役一再中断。次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资本,把“烫手山芋”丢给下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授意接任乔埃的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威廉·哈里逊,于10月8日宣布无限期中断谈判。
美想利用战俘问题抹黑中国
前期谈判的6个月中,双方已就军事分界线、停战监督等多项议程达成协议。中朝谈判代表没有料到,原本认为不成问题的战俘问题后来成了棘手问题,谈判历时近一年半。
参加了交换战俘和战俘解释工作的国际红十字会中方代表阎稚新回忆,如果美方当时履行《日内瓦公约》,“那么战俘问题就很简单”。根据公约的118条规定,“战争结束战俘应该毫不迟延地释放并遣返”。然而,美方却坚持“战俘自愿回国”的政策,大肆利用少数“不愿被遣返”的士兵进行反共宣传,企图给“给共产党国家脸上抹黑”。
不过,美国拖不起了。艾森豪威尔上将在竞选时许诺:他当选了总统“将亲自去朝鲜,并结束这场战争”,立即赢得了广泛拥护,朝鲜停战谈判迎来了转机。
1953年2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我们是要和平的,……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么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
这个表态让艾森豪威尔很着急,他率先提出了先行交换病伤战俘的意向,一个月后,谈判终于恢复。最后达成了有关战俘问题的协议:由中立国主持,由交战各方向本国战俘集中进行甄别解释工作,最后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持下,逐一由战俘本人决定去留。
“在美方的重重阻挠下,原定90天的解释工作只进行了10天就被迫中断,绝大多数战俘没有得到见面。”阎稚新惋惜地说。
当他直面在敌方军营数日的战俘时,那些或恐惧或诀别的眼神,令他的心情亦格外复杂。其中,有怜悯,有悲愤。
他最难忘怀的是一个战俘冲上来打落了他的皮帽。“那是侮辱啊。”阎稚新说,“我顿时瞪大眼睛,向来自中立国印度的主席抗议,他们没有维护中方工作人员的尊严,我要求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把帽子捡起来。”但随后他神情一黯,“很多战俘在敌营遭受了非人的待遇,身上被刺字‘反共抗俄’,被威胁不能回国,他们有激烈的行为还不是在美方的恫吓下?”
“所以,美国才是人权最糟糕的国家。”柴成文说。
在战俘交接工作未完成之时,李承晚政府眼见大势已去,便索性加快了破坏和谈的步伐。1953年6月18日,李承晚强迫扣留了27000名战俘,其中绝大多数战俘后被裹胁至台湾。
毛泽东当即指示:停战协定签字必须推迟,再歼李承晚军万余极为必要。
憋着一股劲的中朝人民军发动了停战协议签署前的最后一次战役——金城战役,把军分线又向前推了300多平方公里。
和平不可逆转
多年后,柴成文还在喃语:“我们在战俘问题上吃了不少亏。”但毕竟,和平终究是不可逆转地来了。
这一天,柴成文、阎稚新盼了无数个日夜。1953年7月27日10时,朝鲜停战谈判以朝、中、英三种文字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议。当天下午,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也分别在协议上签了字。
克拉克面对中外媒体的采访,沮丧地说,“我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
话音甫落,几米开外,彭德怀的声音与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朝鲜战争证明,一个觉醒了的爱好自由的民族,当它为祖国的光荣和独立而奋起战斗的时候,是不可战胜的!”
历时747天的朝鲜停战谈判以中朝的胜利落下帷幕。
那一年,柴成文38岁,阎稚新32岁。
那时候
美方竟以敷衍填写的表格冒充我被俘人员的“家信”
(新华社1952年1月3日播发)
本社特派记者三十一日自开城报道:在这一九五一年的最后一天,人们仍旧不能从板门店听到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协议的消息。这个历时一百七十五天的谈判,由于美方在谈判的路上一再设置障碍,至今未能达成协议。
朝中方面时刻为万千战俘和他们的家属设想,在圣诞节后的一天,就曾将美、英等国战俘亲笔书写的八百零三封家书交给美方代表李比,希望他迅速转送给战俘们的家属,好给他们带去节日的欢乐。
到三十一日为止,朝中方面只收到美方代表转来的朝中被俘人员的少数“家信 ”。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收到的一批“家信”中,仅有四十三封是寄到中国去的。这些信件是用印好的三十二开卡片写的,卡片正面是备发信人填写的姓名、籍贯、俘虏编号、发信地点以及收信人的姓名、住址和国籍等栏,反面是供写信的空白。这些卡片与其说是信件,倒不如说是敷衍填写的表格。大家知道:中国人是不过圣诞节的,但是美国将军却把他们自己的习惯强加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被俘人员,在四十三张卡片中,就有三十九张上写了“庆祝圣诞我很好”七个大字,而这七个字也就是信的全部内容。从这些卡片的字迹来看,除了五、六张以外,其余都是四种相同的铅笔字迹所填写的,其中有一种字迹就代写了十三张。
再仔细看一下,这些卡片中有八个发信人的姓名在美方十二月十八日交来的俘虏资料中是根本找不到的,如果有这些人,美方为什么不把他们的名字编在交给我方的俘虏名单中呢?另外又有五个发信人和美方交来的俘虏资料中的编号相同,但姓名却不符,请问代笔先生到底那个是真,那个是假?许多收信人的地址含糊不清。有一张收信人住址为北京的卡片上,还出现了一个北京根本没有的街名:“极权街”。至于收信人,有什么“赵老汉”、“张老三”,以至还有水浒传上的“潘金莲”等等捏造的人名。
请全世界人民看看吧!这就是联合国军方面所交来的所谓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的“家信”,这就是那些口口声声说什么“人道主义”,说什么“一心只想到俘虏的福利和他们家庭的哀痛”的将军们的儿戏态度。每个明理的人看了这些“家信”,就可以知道在美方俘虏营中的朝中被俘人员是在受着什么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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