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质疑是好事”

《中国经济周刊》：与当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受到各界一致赞同不同，人们对“国民休闲计划”看法不一，不仅有质疑，更有反对声音，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高舜礼：有多种声音是好事，既便于决策层考虑更周全、解读更清晰，也有利于该计划更完善、更切实际。我个人认为，人们之所以如此关注，主要有四个原因：

一是望文生义，对该计划的名称有 “新鲜感”。看到“国民”，就考虑是全体人民，就关乎个人的切身利益；看到“休闲”，就感觉愉悦和向往，跃跃欲试；再看到“计划”，就认为已列入工作日程，不久就可实现了。但对其内涵和精神不甚了解。

二是敏感反应。勤劳是中华民族一向嘉许的社会心理，我国传统文化中，休闲与勤劳是相对的，人们赞美勤劳，而休闲则很少上升为社会心态的主流，充其量只是一个中性词。因此，就“休闲”搞一个国民计划，很多人未做好思想准备，提出质疑属于价值观念的本能反应。

三是忧虑时机。全球性金融危机给我国的影响较大，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严峻，企业、个人的利润和收入大幅减少，很多人认为谈休闲不合时宜。

四是现实基础。休闲、旅游等消费需以“有闲”和“有钱”为基础。当今“有闲”空间缺乏弹性，因为法定假日已有定数，很难再增加，而带薪休假又难落实；虽有一些地区比较富裕，但按每天人均低于1美元开销的全球统一贫困标准，我国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庞大。

《中国经济周刊》：既然各方有这么多疑虑，为何还在抓紧研究并计划实施？

高舜礼：有疑虑并不意味着就要回避和放弃。关键是要看这是怎样的一项计划，搞清其真实含义，明白“国民休闲计划”的目标方向。

从政策制定层面来看，“国民休闲计划”的主要目标包括：

(一)一项生活质量的提升计划。国民休闲计划是一项事关广大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计划，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重要内容，是让老百姓充分享受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因此，为休闲“正名”、发展休闲产业、倡导国民休闲，这是贯彻“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也是一项惠民利民的“民心工程”。

(二)一项拉动内需的促进计划。休闲是新兴业态，旅游、文化、体育、娱乐、餐饮等服务业与之紧密相关，拉动内需效应显著。如宁波派发的3000万元航空旅游券，预计将拉动宁波航空旅游消费总额5至8个亿；广东派发的2000万元旅游券，预计将带来4亿元以上的旅游收入，更可带动相关产业收入17亿元。

(三)一项休闲产业的发展计划。以黄金周旅游消费为标志，中国的大众休闲、大众旅游时代已经来到。实施国民休闲计划，不仅是顺应群众休闲消费市场的需求，也是促进国内休闲产业发展的大好时机。

(四)一项抗御金融危机的救市计划。金融危机形势下，实施“国民休闲计划”有利于刺激消费和扩大内需，正是应对严峻市场挑战的“救市”之举。

“我国休闲消费已近爆发性增长期”

《中国经济周刊》 ：“国民休闲计划”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国策，但实施过程中会不会助长公费旅游的不正之风？

高舜礼：这种担心也是政策制定和实施中考虑的重要防范环节。从课题研究和舆论反馈看，主要有四个担心：一是会否引发公费旅游，让原本造福全民的休闲计划，演变成一场公费旅游的少数人的“盛宴”；二是会否增加国民负担，如果用行政手段推行该计划，势必与百姓的创业计划、培训计划、教育计划、减税计划等发生矛盾。三是会否加剧贫富两极分化，“国民休闲计划”如何避免引致“国民”身份认同感的分裂。四是可操作性脆弱的担忧，目前具体条件不是最大障碍，全社会尚未充分接受休闲理念才是操作的最大关键，所以有人断言，如果离开了党和政府的强力推动，“国民休闲计划”仅靠一两个部门很难完成。

《中国经济周刊》：广东省已正式启动国民休闲计划，开始先行先试。在国家层面上，国民休闲计划是否也有了时间表？

高舜礼：出台时间是业界和全社会都较为关注的问题。政策研究已比较成熟，现实形势也表明，现在是研制、出台和实施的最佳时期。

主要理由如下：首先，休闲生活是全面小康的应有之义。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经济发达省份，提出率先实施国民休闲计划，既有利于推进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也有利于更好地保障民生权利。其次，休闲消费已步入大众化阶段。如每年几度的黄金周，全国居民出游动辄上亿人次；每逢周末，城郊和乡村游人如织，休闲度假设施满载运营；全国人均出游率连续三年超过1次，休闲消费的大众化市场为施行国民休闲计划奠定了非常现实的基础。再次，我国的休闲时间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周末双休、法定假日、“黄金周”等，已使我国公众全年的假日和休息日达到115天，劳动者额外再享有5-15天的带薪休假，这为国民休闲提供了充足的闲暇。

再从市场供求因素看，休闲需求和休闲产业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先看休闲潜力。按照全球休闲与旅游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国家当人均GDP达到3000-5000美元，就将进入休闲消费、旅游消费的爆发性增长期。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达3000美元，预计“十一五”期末将接近4000美元，已触及了休闲消费“爆发性增长”的中低线。2008年几大城市的人均GDP，广州市为8万元人民币、上海市为1.05万美元，杭州市1万美元、北京市9000美元。全球著名的传媒机构尼尔森公司调查，近年来，我国53%的消费者计划把节余资金用于休闲、旅游等，这个比例居于亚洲14个国家之首，高于新、泰、马、日、印等国。因此，我国国民休闲消费正处于强劲增长的前夜。

再看休闲业态。休闲作为一种业态，目前国内既有闲情逸致、小资情调的传统消费场所，也有乡村庄园、葡萄酒庄、高尔夫球场、豪华游艇、迪斯尼大型游乐园等西方“泊来品”。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从国家层面定位，要求积极培育休闲这一消费热点。而国民休闲是一个国家发展到“盛世”的内在表现，是一个民族繁荣昌盛和生活水准高度的重要体现。

不过，从现实操作层面，国家级的国民休闲计划才刚刚进入研究制定阶段，从调研、起草到论证、出台、施行，这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而在全国城乡和东中西部广大地域都见成效，更是一个“路漫漫其修远兮”的过程。

尽管如此，综合研究近一个时期的多种因素和条件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判断和结论：当前推进“国民休闲计划”恰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