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条”规定了社教运动的具体方法，这就是：（一）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二）在贫下中农那里，扎根串联，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这是主要的。（三）讲文件，要抓要点，要讲两条道路的斗争，讲阶级斗争。要结合运动的发展，该讲什么就讲什么。（四）在运动中，要抓生产，抓当年分配（生活问题）。不抓生产和分配的问题，势必脱离群众。（五）看待干部，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对他们，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对于有错误的干部，要鼓励他们交代问题，揭露问题，改正错误。（六）对严重“四不清”的当权派，也要见见面，宣布来意，向他们做工作。（七）情况要逐步摸清。可能有以下四种：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烂掉了的。

“十七条”还就如何兼顾点和面的关系、运动的时间、对隐瞒土地的政策、工作队的成员、集团问题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

按照预定的时间，中央工作会议到这一天就算结束了，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们也开始陆续返回。可是，过了两天，中央办公厅又忽然通知各地，“十七条”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中央工作会议则在1965年元旦后继续召开。

原来，毛泽东对会议就这么结束不满。据曾志回忆：会议结束后江青请陶铸夫妇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看京剧《红灯记》。演出前，陶铸夫妇在休息室里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嘛！”毛泽东又问：“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陶铸回答说：“有的走了。”毛泽东说：“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1965年1月3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国家领导人，刘少奇继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人大那边的会一开完，刘少奇就赶忙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的一些做法，作了不点名的批评。

毛泽东一开始说：有的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1万5千人，搞一个小县，28万人口，搞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可以去学嘛。

毛泽东讲到的“一个小县”，是指河北新城县。毛泽东认为，集中这么多工作队员在一起搞运动，人太多了，既没有必要也不需要这么多。运动不应该只依靠工作队，应该依靠百分之九十上的干部和群众。他说：扎根串联，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改变。

毛泽东接着说：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一个陈伯达就行了。他扭过脸问刘少奇：你在安源不就是一个人去的吗？还说：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

他又说：（应该）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块、百把块、两百块的，他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

毛泽东还表示，运动中发动群众，要做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不要读文件，不要人多，也不要像以往那样扎根串联，“四清”只清干部，只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过了一天，即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再次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继续对刘少奇进行不点名的批评。他说：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根串联，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毛泽东说：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漆黑一片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

会上，有人提出，运动的时间是否可以缩短一些，毛泽东说：时间问题，全国六七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了防止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要几个月就行了。搞运动首先要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

毛泽东还讲到了矛盾的性质问题。他说：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那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按：即“前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哪里的那么多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的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讲到这里时，刘少奇对毛泽东说：对于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当即说：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

张霖之时任煤炭部部长。经毛泽东这么一说，刘少奇不敢再说了。

毛泽东如此尖锐地批评刘少奇，除了在主要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及如何搞法这些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这个主要原因外，也与当时正在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各地反映的情况有关。在这次人大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充分肯定了调整国民经济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会代表也都认为各方面的形势越来越好。在这天的会议上，宋任穷在讲话中说，现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生产一年比一年好，毛泽东插话说：“在人代大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正如薄一波在其回忆录中所说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这种气氛，各地对‘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的反映，都很容易引起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的不满。”

这天下午，毛泽东还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找去谈话。毛泽东说，人代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党内开会一片黑暗。过去看不到蚂蚁（指阶级斗争），现在又说满地是蚂蚁。他还谈到了打歼灭战的问题，认为一个地方集中的工作队员太多了，并强调要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要允许人家革命，在这个地方不行，可以到别的地方去革命。

1965年1月6日，已经回去的省委书记们又陆续来到北京，继续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又多次讲到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对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作了批评。

1月13日，毛泽东在同一些省、自治区负责人谈话时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京，经过许多地方都没有听到反应。

第二天，毛泽东在各中央局书记会议上说：1963年5月杭州会议写出了第一个“十条”，为什么刚过了三个月，9月北京又搞了个“十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

1965年元旦之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修改“十七条”，这项工作主要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经过一个星期的讨论、修改，原来的“十七条”变成了“二十三条”，文件仍定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个文件不但条文有了增加，更重要的是内容有了很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