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逢烽烟起，重聚失良机

1933年1月3日，日军侵入山海关，战争的烽烟日益逼近古老的北平。六天之后，故宫博物院召开理事会，正式决定自1月31日起，将国宝分批迁往上海，《快雪时晴帖》自然首当其冲。

最终确定在2月5日将第一批文物运往上海。当时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的庄尚严被指定为第一批文物的押送人之一。临行前，庄尚严忽然接到一位老友的邀请，要在家中设宴为他饯行。

请客的人叫郭葆昌，号世五，从前是袁世凯的“账房先生”，官拜九江关税监督。郭世五本人是个大收藏家，据庄尚严回忆，“那天吃的是一顿别致的火锅……饭后并取出他所珍藏的翰墨珍玩，供大家观赏，其中赫然有中秋、伯远二帖。”

《中秋帖》是王羲之第七子王献之的作品，米芾在《书史》中盛赞此帖“运笔如火著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通常认为，现在传世的这幅《中秋帖》并非王献之真迹，恰恰是米芾所临。

《伯远帖》则是王羲之的侄子王珣所作，此帖是“三希”中唯一的，也是东晋王氏家族存世的唯一。

久藏深宫的“二希”怎么会落到郭世五的手中呢？原来，溥仪出宫之前，敬懿老太妃已偷偷把《中秋帖》和《伯远帖》转移到了自己的寿康宫，又在出宫的时候把它们带回了娘家。因为“二希”名气太大，敬懿不敢把它们卖到琉璃厂这样的大古玩市场，而是叫亲信太监把两帖卖给了后门桥一家小小的古玩店“品古斋”，郭世五就是在那里和“二希”不期而遇的。

失踪近十年的“二希”，竟在这么个时候重新现身，庄尚严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快雪时晴帖》此时还没有运出故宫，在庄尚严看来，“三希”重已经是近在眼前的事了，可郭世五并没表示出这种意愿，只是将儿子郭昭俊叫到身边，当着三位好友许下诺言：“名物应归国有，余暂守之，已立遗嘱，将来与所收历代名瓷，统捐故宫博物院中。”

1933年2月5日夜，从故宫到前门火车站全线戒严，一大批板车停在了神武门广场上，故宫首批2118箱文物就这样被悄无声息地装上了车，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故宫，离开了北平。此后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又有四批故宫文物先后运到了上海。包括《快雪时晴帖》在内的13000多箱故宫文物，在上海法租界一座天主教堂里安然度过了四年的时光。

饱尝颠沛苦，舍子护国宝

1937年春天，一次偶然的机会，张伯驹在郭世五家中见到了国宝《中秋帖》和《伯远帖》。

张伯驹知道，郭世五买下“二希”的目的与自己不同，“其旨在图利，非为收藏”。他立刻请北平惠古斋的柳春农居间，与郭世五商谈购买“二希”的事。信誓旦旦“名物应归国有”的郭世五，竟然一口答应了下来，说好以二十万元的价钱，将“二希”连同李白《上阳台帖》、唐寅《孟蜀宫妓图》轴、王时敏《山水图》轴、蒋廷锡《瑞蔬图》轴一并让与张伯驹。

此时的张伯驹刚刚用四万大洋从溥心畬手中购得陆机的《平复帖》，资金一时难以周转，只能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这批天价书画，商定首付六万，余款一年付清。郭世五知道张伯驹是个君子，也就痛快答应了下来。

然而，就在那个夏天，“七七”事变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