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核武威胁下，毛泽东形成了中国作战的新思路

1964年，中国的国际环境很不好，可以说，中国已经处在五方面的威胁当中。

首先威胁中国的是苏联。60年代初，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扩大到了国家关系的领域，两国的边界争端也不断发生。当时毛泽东就已经预见到中苏之间的矛盾将要发展到武装对抗的程度。果然，1964年勃列日涅夫当政后，强化了赫鲁晓夫奉行的中苏关系政策。他不仅继续与中国为敌，而且变本加厉，向中苏边界大量派兵，苏联驻中苏边界的军队迅速增至100万人，苏联的一部分战略导弹也指向了我国几个大城市和重要军事设施。苏联还派兵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并且试图对我国正在搞的核设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第二个威胁中国的是美国。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失败后，仍然把中国当作它在亚洲的主要敌人。从6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对我国实行了紧缩包围圈的政策。从60年到64年，美国和我国周边不少国家和地区签订了条约，结成了反华同盟。美国还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数十个军事基地，对我国形成了“半月形”包围圈，威胁我国的国家安全。1964年8月，美国开始轰炸越南北方，把战火烧到了我国南大门。第三个威胁来自台湾的国民党当局。60年代初，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嚣要“反攻大陆”。蒋介石加紧派遣武装特务对我东南和其他沿海地区进行袭击，妄图在我东南地区建立大规模进攻大陆的“游击战走廊”。第四个威胁来自印度。当时，中印边境也很紧张，印度军队不断蚕食我国领土，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向我发动武装进攻。第五个威胁来自日本和朝鲜。日本与美国结盟，其国内有美国的驻军，日本本国也加紧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南朝鲜也与美国结盟，其国内也有美国驻军。南朝鲜政府同样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在这五方面的威胁当中，手中握有核武器的苏联和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最大。中国当时没有核武器，在遇到核打击时，是没有任何回击能力的。面对这些威胁，毛泽东并不害怕。他自己“不怕鬼”，也激励全党“不怕鬼”。他在1959年5月6日写道：“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客观存在好呢，不是不怕它好？”“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因此我们不要怕鬼，要和鬼斗争。那么，原子弹可不可怕？毛泽东说，也不可怕。1961年9月24日，他在同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说：“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因此，“原子弹是纸老虎”，不可怕。

同时，毛泽东也认真地对付“鬼”。为了对付“鬼”，毛泽东做出了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中国也要搞一点原子弹。他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毛泽东并不把搞原子弹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他在1961年9月24日同蒙哥马利的谈话时说：我们也准备搞一点原子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中国要用很少一点钱搞试验。毛泽东形容中国搞原子弹，“像穷人、叫花子，穿上漂亮衣服，到外边跑一跑。”毛泽东认为，重点应该放在扎扎实实搞三线建设上，因此他的第二个选择，就是搞三线建设，而搞原子弹也是合并到三线建设这一大框架之中的，是在三线搞原子弹。所以三线建设处于毛泽东战略决策的核心地位。

毛泽东是着重从战争，特别是打核战争的角度来考虑三线建设布局问题的。他看到：我国东北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地，全部在苏联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短程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打击范围之内，沿海工业城市也处在美蒋航空兵力打击范围之内。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在苏美核武器打击之下。一旦战争爆发，即使敌方不使用核武器，我国大部分工业基础也将毁于一旦。而西部地区则距苏联和美蒋军事火力打击之外(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美蒋的武器装备，都还打不到西部地区，特别是打不到西南地区)。毛泽东的这个考虑，正好与军委总参谋部的考虑不谋而合。1964年4月，军委总参谋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我国经济布局不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报告。这份报告印证了毛泽东原来就存在的担忧，自然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就是从那时起，毛泽东把他原来的发展西部的思路进一步强化，形成了把我国工业建设的布局全面铺开，造成沿海的一线、中部的二线、西部和西北部的三线并存，而把三线作为建设重点的新思路。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做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当年8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三线。从1965年起，我国开始把沿海一些工业企业向西部和西北地区搬迁，当年新建项目则大多集中投放在西部地区。这是我国三线建设大规模进行的阶段。

三线建设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成效。到1965年4月，中国的战略资源大多已经向西部和西南地区转移完毕。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怕打大规模战争了，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腰杆更硬了。1965年4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传话说：“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给中国，中国将奋起抵抗，战斗到底。不管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进得来，出不去，必将被消灭在中国。”周恩来的这个话，是说给美国人的，也是说给苏联人的，更是说给蒋介石集团、南朝鲜和日本的。

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珍宝岛冲突发生后，毛泽东把关注的目光又转回到三线建设上来。他更重视三线建设了。为了排除造反派的干扰，保证三线建设顺利进行，他决定对一些重点三线建设基地和工程实行军管，甚至直接派军队去施工。对这种由解放军直接管甚至直接施工的单位，造反派是不敢来胡闹的。

为了对付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小三线”建设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各省特别是进行三线建设的各省，再建设成本省自成体系的“三线”，这样，既可以使“大三线”与“小三线”两个体系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大系统，也可以将三线建设深入到中小城市、县城乃至乡村，使我国形成支持长期战争的工业基础。从1970年起，中央开始对三线建设项目实行优先安排、重点保证、抓紧抢修的原则。在此原则指导下，全国的三线工程建设全面铺开，各省的三线建设也随之全面铺开了。毛泽东此时的三线建设思路，几乎完全集中到准备打仗、准备打长期的战争上来。因此他对三线建设投资偏重的程度，是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到1971年，我国三线建设的投资总额达到了340.8亿元。这还没有把各省自筹资金搞“小三线”建设的投资计算在内。而且，在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搞“文化大革命”之上的时期，他这样关注三线建设这一经济问题，也说明毛泽东对三线建设的重视，是基于对极有可能发生的中苏战争的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