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起哄，跟随林彪翻了船

在庐山会议上，李作鹏在小组会上多次发言，支持“天才论”，支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及时发现了林彪一伙的阴谋，在会议期间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后来，又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毛泽东还让包括李作鹏在内的林彪手下“大将”们写检查。

李作鹏不能不写。从庐山回到北京，李作鹏就着手写检查。不过，他一是不甘心写检查，二是他还要听林彪的话，因为林彪通过叶群告诉他手下的“大将”们：都往陈伯达身上推，就说是上了陈伯达的当。李作鹏写检查，就是按这个调子写的。1971年3月，李作鹏向毛泽东交了检讨书。毛泽东对李作鹏的检讨书，是连同黄、吴、叶、邱的检讨书一起看的。看后，毛泽东虽然看出他们在推卸责任，但为了争取他们，还是采取了善意的态度。毛泽东于3月24日批示道：

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书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1971年4月11日，毛泽东又把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书，与吴法宪、叶群重新写的自我批评材料一同批给政治局，建议政治局“作适当处理”。毛泽东本想就此了结此事，不料，林彪等人并不配合。林彪本人始终不作自我批评，连一句自我批评的话都不说，林彪还根本不参加“批陈整风”汇报会，表态：不参加，不讲话。此外，在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控制下的军委办事组，根本不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根本不批陈。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后，顺便询问陪同会见的总参谋部的一位高级干部时，得知了这一情况。毛泽东十分重视，他认定：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毛泽东对林彪一伙的抗拒态度已经不能容忍了。毛泽东决定：在1971年1月改组被林彪一伙控制的北京军区之后，再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1971年4月毛泽东派人参加了军委办事组，打破了由林彪亲信把持军委办事组的局面。4月中旬，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毛泽东决定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的检讨书及毛泽东对他们检讨书所写的批语在会上散发。但是，在毛泽东的敲打面前，林彪仍然不表示任何态度。毛泽东决定直接点林彪的名字。毛泽东在1971年7月频繁地请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一些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来北京，向他们吹风，打招呼。毛泽东在与一些军队和地方的领导人谈话中多次提到林彪，点林彪的名。他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说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也不是我一个人嘛！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了三个。毛泽东还说：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他们都搞隐瞒。毛泽东还直截了当地说，那几个大将就是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

在毛泽东的一再敲打面前，林彪还是不表态。毛泽东对林彪有些失望了。他认为林彪问题的性质已经非同一般，而且林彪也是很难改正的。他决心把问题进一步提出来。1971年7月1日，在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准发表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上的纪念党的生日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告诫的话：要警惕“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时，刘少奇早已经被打倒，陈伯达也已经倒了，这里所说的“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显然是指林彪。7月底，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推荐了一本清朝小说《何典》，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了书中的四句话，要政治局成员去体会。这四句话是：“说嘴郎中无好药，死病无药医，药医不死病，一双空手见阎王。”毛泽东所透出的这些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林彪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已经不肯改悔。

毛泽东决定去南方巡视，了解情况，同时做南方一些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工作。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先后到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视察，一路上会见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公开点名批评林彪，并且做分化林彪集团的工作。告诫他们要防止突发事变。毛泽东已经向林彪公开摊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