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荣鑫抱着年幼的周少华

回忆父亲周荣鑫——在文革的政治漩涡中

周荣鑫(1917—1976年)，原名周文华。山东蓬莱县(今蓬莱市)城里西关人，教育家。曾任国务院秘书长、教育部部长。1975年，周荣鑫就任国家教育部部长。到任后，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进行了坚决斗争。1976年4月13日，被迫害致死，终年59岁。1977年，中共中央为周荣鑫平反昭雪。本文是他的女儿周少华的回忆，详细记叙了周荣鑫在文革后期政治风暴中的遭遇，真切感人。

当时最年轻的部长

1961年，父亲被调到教育部任副部长，1962年调国务院任代理秘书长，1964年经人代会批准任秘书长。

1963年我有两件事和父亲有交流，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

一是我那年加入了共青团，父亲对我表示祝贺，并引用了刘禹锡的陋室铭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我们家的“小白丁”终于摘帽子了，还要努力争取入党啊！

第二件事是我那年考大学，父亲和我长谈，一致决定要学经济学专业。在那个年代，多数人喜欢学哲学、历史、文学和外语专业，经济学不被看好，但15年之后，学这个专业却对我的人生之路起了非常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我终身受益，为此，我永远感谢我那深有远见的父亲。

周总理选择国务院秘书长，除政治可靠外还有四个条件：一是要能自己动手写国务院公告和文件，即有一定的文字能力；二是善于处理与各个方面的关系，即俗话说的人缘好、脾气好。国务院当时有16位副总理，还有几十位部长，近十个直属国务院办公室，另还要处理与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军兵种之间的工作问题，秘书长必须能协助总理妥善协调各方关系；三是秘书长要年轻，身体好，跟得上总理的工作节奏；四是级别不能低，越级使用老同志会有意见。薄一波伯伯对我父亲很了解、很信任，是他向周总理推荐我父亲担任这一职务的。父亲出任国务院秘书长时只有40多岁，是当时最年轻的部长，他的虚心和对老同志的尊重爱护使他得到了各方面的信任。

父亲上任后，我们感到遗憾的一件事，是他下令取消了政协礼堂，即每个星期六给干部和其家属们安排的电影晚会。那时，每个星期六晚上，政协礼堂都会上映最新的国内外电影，而到社会上公映往往会在半年到一年以后。父亲对孩子们的优越感很看不惯。他说：把你们都惯坏了，搞特殊化脱离群众，老百姓会对我们党有意见的。

在周总理的亲自指导和要求下，国务院带头制定了关于用车住房等严格的规章制度，连开会喝杯茶都要交钱。对这些制度，父亲都严格执行。我的小妹妹当时每天都要到医务室看病，但不能坐父亲的车，于是，父亲就带着她，天天步行绕北海一圈，进中南海北门去上班。步行上班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文革”开始后才不得不改。

父亲脾气好，平等待人，这一点在国务院机关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深得人心的。家里的司机、炊事员以及来家里修理水电的工人干完活后，妈妈都会请他们到客厅坐坐。记得到五七干校劳动前，还有国务院机关的工人同志到家里来借钱买大衣，父母和姐妹们都会尽力帮忙，有求必应，从不要偿还。

父亲由于工作忙，经常会带些文件回家看，有时我会偷看父亲的文件，虽然明知如果被发现，会受到父亲的严厉批评，但还是忍不住会溜到父亲的房间偷看几眼。一次，我在偶然偷看文件时，居然看到罗瑞卿在挨批，吓了我一跳。罗瑞卿伯伯是我们非常敬重的老领导，他怎么了？回到客厅想问父亲，但看到父亲没有了往日见到孩子们时的慈爱和喜乐，而是坐在沙发上神色凝重，不发一言，闷头抽烟，我终于没敢发问。当时哪里会知道，罗瑞卿伯伯出事，正是“文革”的前奏曲？

他们终于对父亲下手了

说“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一点不为过。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激烈较量中，社会动荡、风雨飘摇，几乎没有哪一个家庭、没有哪一个人可以躲过冲击，即使是受到国家特殊保护的人，他们的亲朋好友受冲击也在所难免。“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家也经历了惨痛的巨变，我们失去了最亲的人、失去了自己的父母。回顾这段经历，会使人感到揪心的疼痛。

“文革”初期，我父亲经常受周总理之命，接见学生、做学生们的工作，也经常去从学生那里救回被揪斗的老干部。毛主席十次接见全国的红卫兵，部长们都要在天安门上陪同参加，否则就会被认为已被打倒，也就会受到更大的侮辱和批斗。所以每次开大会前，总理都会要我父亲去核实各位部长们的处境，把被揪斗的部长们找回来。一次去找被机械学院学生们揪斗的一机部部长段君毅，只见他正穿着唱戏的大红袍站在台上挨斗呢！父亲气得哭笑不得，忙向学生们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学生们还给周总理面子，把段君毅放了回来。这样的事情多了，惹恼了“中央文革”，说我父亲是“消防大队长”，他们终于对父亲下手了。

1966年12月16日下午，在一次6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江青在周总理毫不知情、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发动突然袭击，点名说周荣鑫是西城纠察队的后台，让他站到台前来示众。我们党对犯错误的干部历来是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一贯政策和传统的，而当着6万人的面把一个部长叫到台前来挨批，这是对我们党传统作风的蔑视，是对干部人格的侮辱，是典型的封建家天下的做派。更何况我父亲并没有错，作为秘书长仅仅是忠实执行总理交派的任务而已。江青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即所谓的敲山震虎矣！

平常我们见不到父亲，他每天早出晚归，一天只能休息几个小时，经常半夜三更又被叫走去处理紧急情况，可是那天下午四点多就回家了。回来躺在床上一言不发，我们忙跟进去问怎么了？父亲说，江青点了我的名！我去找总理，总理去林彪那里了。在那个年代，我们都知道被炙手可热的江青点名意味着什么。我们围坐在父亲身边，默默无言，什么言辞也帮助不了父亲，但大家也都知道周总理不会不管的。

随着江青的公开点名，抄家的学生也就要来了，周总理要我父亲收拾好文件搬到中南海里住，父亲被保护起来，母亲和我们姐弟也各奔东西，躲藏起来。我和二妹躲到四川成都，在一个中专学校住下来，放心不下父母，就天天跑到四川省委门前看大字报以了解北京的消息。

一天，看到大字报上写江青又发狠话：“抓出西纠后台要枪毙。”我差点晕过去，回到驻地放声大哭，坚持一定要回北京，要看看最疼爱我们的父亲。我们不顾一切地跑回北京。看到家里被学生们弄得乱七八糟，墙上、柱子上，都被学生们写满了“打倒周荣鑫”的标语口号。不过让我们比较欣慰的是，父亲还安全地住在中南海里，我们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